志九十六 食货二
△赋役仓库
赋役一曰赋则。清初入关，首除明季加派三饷。时赋税图籍多为流寇所毁。顺治三年，谕户部稽覈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间之旧。计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三省中尤以苏、松、嘉、湖诸府为最。六年，户科右给事中董笃行请颁行易知由单。八年，世祖亲政，分命御史巡行各省，察民间利病。苏松巡按秦世桢条奏八事：曰，田地令业主自丈，明註印册；曰，额定钱粮，俱填易知由单，设有增减，另给小单，以免奸胥藉口；曰，由单详开总散数目，花户姓名，以便磨对；曰，设立滚单，以次追比；曰，收粮听里户自纳簿櫃，加钤司府印信；曰，解放先急后缓，勒限掣销；曰，民差查田均派，与排门册对验；曰，备用银两，不得额外透支，徵解银册，布政司按季提取，年终报部。自后钱粮积弊，釐剔渐清。
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徵，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其新垦地亩，招徠人丁，续入册尾。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赋税册籍，有丈量册，又称鱼鳞册，详载上中下田则。有黄册，岁记户口登耗，与赋役全书相表里。有赤历，令百姓自登纳数，上之布政司，岁终磨对。有会计册，备载州县正项本折钱粮，註明解部年月。复采用明万历一条鞭法。一条鞭者，以府、州、县一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额，通为一条，总徵而均支之。至运输给募，皆官为支拨，而民不与焉。颁易知由单于各花户。由单之式，每州县开列上中下则，正杂本折钱粮，末缀总数，于开徵一月前颁之。又佐以截票、印簿、循环簿及粮册、奏销册。截票者，列地丁钱粮实数，分为十限，月完一分，完则截之，钤印于票面，就印字中分，官民各执其半，即所谓串票也。印簿者，由布政司颁发，令州县纳户亲填入簿，季冬缴司报部。循环簿者，照赋役全书款项，以缓急判其先后，按月循环徵收。粮册者，造各区纳户花名细数，与一甲总额相符。奏销册者，合通省钱粮完欠支解存留之款，汇造清册，岁终报部核销。定制可谓周且悉矣。
十五年，江西御史许之渐言：“财赋大害，莫如蠹役，官以参罚去，而此蠹役盘踞如故。请饬抚按清查，甚者处以极刑，庶积弊可冀廓清。”工科给事中史彪古请严禁正供外加派，并将申饬私派之旨刊入易知由单，俾民共晓。帝以所奏皆切中时弊，下所司详议以闻。
圣祖即位，严申州县官隐匿地亩、不纳钱粮、捏报新垦之禁，更定州县催徵议叙经徵督催各官处分。其州县官挪用正款、捏称民欠，及加派私徵者，罪之。帝以由单款项繁多，民不易晓，命将上中下等则地每亩应徵银米实数列单内；由单报部，违限八月者，罪州县卫所及转报官。给事中姚文然上言：“灾荒蠲免，有收完在前奉令在后者，以本年应蠲钱粮抵次年应纳正赋，名曰流抵，自应载入由单，俾人沾实惠。但部题定额由单，于上年十一月颁发州县，磨算编造，必在九十月间，而各省题报灾伤，夏灾以六月，秋灾以九月，部中行查覆奏，咨行抚臣，饬知地方官吏，展转需时，计已在颁发由单之后，其势无由填入。应请于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单，以杜其弊。”下部议行。
直省徵收钱粮，夏税于五六月，秋粮于九十月，其报部之数，责成各司于奏销时详加磨勘，按年送京畿道刷卷。自世祖定赋税之制，正杂款繁多，咨题违错，驳令查覆，印官即借部驳之名，擅行私派；其正赋钱粮本有定额，地方官吏遇有别项需用，辄令设法，实与加派无二。至是下令严禁，罢州县欠粮、留任候代、完全开复之制。七年，以夏税秋粮定限稍迟，恐误协饷，仍复旧制，州县开徵后，随收随解。凡各省地丁钱粮，巡抚于岁终奏销，详列通省钱粮起运存留、拨充兵饷、办买颜料及馀賸之数，造册具报。其黄册、会计册繁费无益，悉罢之。十五年，严定官民隐田罪例。官吏查出隐田，分别议叙。人民举首隐地逾十顷者，即以其地与之。
十八年，令州县每岁将日收钱粮流水簿解司磨对，罢赤历。自顺治间订正赋役全书，至是二十馀年，户口土田，视昔有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易于淆混。二十四年，下令重修，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以下尾数，名曰简明赋役全书。二十六年书成。廷议以旧书遵行已久，历年增减地丁银米，俱有奏销册籍可稽，新书遂罢颁行。是岁谕各省悉免刊刻由单，以杜派费扰民之弊。
二十八年，令各省巡抚于每年奏销时，盘查司库钱粮。先是各州县催徵用二联串票，官民分执，不肖有司句结奸胥，以已完作未完，多徵作少徵，弊窦日滋。至是议行三联串票，一存有司，一付役应比，一付民执照。其后更刊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櫃以销欠。未几，仍复三联串票之制。各省绅衿本有优免丁银之例，而豪强土著，往往诡寄滥免，更有绅衿包揽钱粮耗羡，尽入私橐，官民交累。有诏，诡寄地亩，悉退还业户。三十年，以由单既停，令直省州县卫所照赋役全书科则输纳数目，勒石署门外。复谕民间隐匿地亩，限两年内自首，寻又展限两年。谕福建清丈沿海地亩，釐定疆界，湖南幅员辽阔，先饬民人自行丈量，官府再事抽丈，隐漏者罪之。
时徵收钱粮，官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阖邑通里共摊同出者，名曰软抬，各里各甲轮流独当者，名曰硬驼，于是设滚单以杜其弊。其法于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一单，于某名下註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各完若干，分为十限，发与甲首，依次滚催，自封投櫃。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滚催，其有停搁不完不缴者严惩，民以为便。浙江、湖北、山东诸省匠班银，均归入地丁徵收。四十五年，九江府丈出滨江芦洲地亩三千馀顷，均按下则起科。
五十一年，四川巡抚年羹尧上言：“四川钱粮原额百六十一万两有奇，现仅徵及十分之一，宜立劝惩法，五年内增及原额之四五者准升，不及二分停升，不及一分降调，无增者褫其职。”御史段曦上疏驳之，略言：“川省自经明季兵燹，地广人稀。我朝勘定之后，虽叠次清查，增报仅及原额十分之一。近日抚臣加意催查，增至二万六千馀两。今欲五年内增及原额十之二或十之四五，是增现粮三四倍也。贤能之吏，必罹不及分数之参处，不肖者抑勒首报，滋扰无穷。请川省隐漏钱粮，彻底清查，不必另立劝惩之法。”从之。五十九年，谕：“嗣后各州县钱粮，随徵随解。若州县批解后，而布政司抵充杂派，扣批不发，许州县迳申督抚。”次年，又令各督抚将仓粮亏空，限三年补完。
圣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恆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在储宫时，即深悉其弊。即位后，谕户部、工部，嗣后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详查覈实，造册具奏。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覈估不实者，治罪。并令各督抚严行稽查所属亏空钱粮，限三年补足，毋得藉端掩饰，苛派民间。限满不完，从重治罪。濒江沿海地，定例十年一清丈。雍正元年，谕令随时清查，坍者豁免，涨者升科。
二年，以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请提解火耗归公，分给官吏养廉及其他公用。火耗者，加于钱粮正额之外。盖因本色折银，镕销不无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费，州县徵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数钱，轻者钱馀。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徵，名色繁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康熙季年，陕甘总督年羹尧请酌留秦省火耗充各官用度，馀者捐出弥补亏空，圣祖不许。至是诺敏等复以为言。诏从其请。诺敏又请限定分数。帝以“酌定分数，则将来竟成定例，必致有增无减。今耗羡与正项同解，州县皆知重耗无利于己，孰肯加徵？若将应得之数扣存，势必额外取盈，浮于应得之数”。于是定为官给养廉之制。河南巡抚石文焯请将捐穀耗羡充公，帝曰：“耗羡存库，所以备地方公用也。国家经费，自有常额，岂可以耗羡牵入正项，致滋另取挪移诸弊乎！”又谕户部曰：“州县亏空钱粮，有阖属百姓代偿者，名曰乐捐，实无异强派，应饬禁止。”
苏、松浮粮多于他省，诏蠲免苏州额徵银三十万，松江十五万，永著为例。江苏巡抚张楷疏言：“江苏每年额赋，除蠲免浮粮外，应实徵银三百五十万有奇。历年积欠八百八十一万有奇，计已达千二百馀万。竭小民一岁所获，势难全完。现筹徵收之法，本年新粮，责令全完，旧欠匀作十分，自明年始，年徵其一，十年而毕，每岁奏销时，另册造报。嘉定一县积欠至百四十馀万，请匀作十五分分徵，上海、昆山、常熟、华亭、宜兴、吴江、武进、娄、长洲九县皆积至四十万，应匀作十二分分徵，以纾民力。”帝深纳之。
各省中赋税繁重，苏、松而外，以浙江嘉、湖二府为最。五年，诏减十之一，共银八万馀两。又命浙省南、秋等米，每年额徵作十分覈算，别为一本题销，如完解不全，罪承督各官。各省钱粮完欠细数，官吏多不宣示，胥吏因缘为奸，亏空拖欠，视为故常。诏各督、抚、布政饬州县官每年将各乡里完欠之数，呈送覆覈，张贴本里，俾民周知。如有中饱，许人民执串票具控。其分年带徵之项，亦应将花户每年应完之数，详列榜示，俾不得额外溢徵。七年，蠲浙江额赋十之三，共十万两。其江苏逋赋，自壬子年始，侵蚀包揽之项，分十年带徵。实在民欠之项，分二十年带徵。本年完纳之项若干，次年即依其数蠲免额徵之粮。如额外多完，次年亦按多完之数蠲免。
十一年，安徽巡抚徐本条陈徵粮事宜：一，州县徵收粮櫃，请迳用州县封条；二，花户完粮，宜仍用三联串票；三，小民零星钱粮，一钱以下者，许其变通完纳制钱。许之。十二年，修赋役全书。凡额徵地丁钱粮商牙课税内，应支官役俸工驿站料价，以及应解本折绢布颜料银硃铜锡茶蜡等项，分晰原额新徵总散之数，务为精覈。自后十年修辑一次。
江南、湖广等省，芦洲坍涨靡定，定制五年一清丈，不肖官吏，恆藉以纳贿舞弊。乾隆元年，下诏清查。又禁各省虚报开垦。大学士硃轼请禁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御史蒋炳奏州县徵粮三弊：一，田亩科则不同，请每年照部颁定额，覈明刊示；一，州县拆封如有短平，即于袋面註明数目，令花户自行补交；一，州县设立官匠，倾销银两，勒索包完，侵渔重利，嗣后准花户随处倾销，官匠永行禁革。皆从之。谕改减江南、浙江白粮十二万石，免苏、松浮粮额银二十万石。
自山西提解火耗后，各直省次第举行。其后又酌定分数，各省文职养廉二百八十馀万两，及各项公费，悉取诸此。及帝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虑多取累民，临轩试士，即以此发问，复令廷臣及督抚各抒所见。大学士鄂尔泰、刑部侍郎钱陈群、湖广总督孙家淦皆言：“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徵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已定之数，与未定以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而实减徵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耗之累，法良意美，可以垂诸久远。”御史赵青藜亦言：“耗羡归公，裒多益寡，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且既存耗羡之名，自不得求多于正额之外，请无庸轻议变更。”惟御史柴潮生以为耗羡乃今日大弊。诏从鄂尔泰诸臣议。先是各省解京饷银，有随平陋规。雍正初，曾有诏禁止。嗣因清查部库亏空二百五十馀万，怡亲王议以京饷平馀弥补，每饷银千两，收平馀二十五两，俱于耗羡内动支起解，较从前陋规减省已多。寻以弥补足额，减收其半。至是停止解部，存储司库，以充本省赈济荒灾及裨益民生之举。自明以来，江南岁额钱粮地丁漕项芦课杂税之外，复有所谓杂办者，款目甚多，汇入地丁分数奏销。逮编赋役全书，止载应解之款，未列杂办原委。至是乃妥定章程，以杜浮收，其实在缺额有累官民者豁免之，禁州县徵粮浮收零尾。
十二年，大学士讷亲等议江苏钱粮拖欠至二百馀万，不免吏役侵蚀，酌定自首减免之条。复谕黄廷桂等釐剔江苏催徵诸弊。各省积欠钱粮，岁终奏报，然必待次岁五月奏销，方能定完欠实数。谕：“嗣后各省每年完欠钱粮，随奏销时覈实具奏，毋庸循岁终奏闻之例。”二十二年，免江南乾隆十年以前积欠漕项银米地价耗羡。江苏巡抚陈宏谋奏：“江苏钱粮积年未能归款，由于州县案卷，任书承携贮私室，以致残缺无由查考，应严饬各州县将卷宗黏连盖印，妥存署中。至江省用款繁多，州县不免借垫，嗣后仍令随时详请抵兑。逾四月不详报，数达五百两以上者，参处；迟至一年，并府州题参。”均如所议行。
三十年，谕：“奏销册前列山地田荡版荒新垦，次列三门九则额徵本折地丁起解存留，至为明晰。令嗣后刊刻赋役全书，以奏销条款为式，止将十年内新坍新垦者添註，其琐碎不经名目，概删除之。”户部议定各省徵收钱粮，及一切奏销支放等事。凡银悉以釐为断，不及釐者，折衷归减。米粮以勺为断，奇零在五秒以上者作为一勺，不及五秒者删除。搭放俸饷制钱以一文为止，而册内有丝毫忽微虚数，一并删除。至各州县卫所应徵银两，统令于由总单数下将奇零归减，其单内前列细数，仍存其旧，期与赋役全书、鱼鳞册数相符。三十三年，谕直省勋田，令民户首报，一体输纳。
三十六年，以比岁蠲免天下钱粮，民力饶裕，令各督抚值轮免之年，将缓带款项，务催徵完纳，毋致次年有新旧同徵之累。四十七年，御史郑澂请令督抚清查仓库，如有亏缺，本员治罪偿补，督抚从重议处，并加倍分赔。仍令各州县将仓库实贮之数，三月汇报，督抚随时督覈。山东州县恆多亏挪仓库之弊，并有本无亏短，于离任时假捏亏数，私立欠约，移交后任，以为肥橐之计者。请饬下各督抚，查有前任亏缺、后任有欠约可凭者，除责成后任弥补外，仍令前任照数追缴入官，以杜短交滥接之弊。帝嘉纳之。嘉庆初，复令各督抚于地方官交代，如限内未能交清，应将该员截留，俟款项交清，方准赴任回籍，并禁止私立议单。自是以后，禁网益密矣。御史彭希洛奏各省钱粮多有浮收之弊。谕嗣后各督抚务于开徵前，按时价覈实换银上库之数，榜示通衢，纳银折钱，听民自便。
时各省地方官吏，于应徵钱粮，往往挪移新旧，以徵作欠，自三四年以来，积欠至两千馀万。有诏将各省历年积欠，在民在官，一体清查，或留贮，或拨解，违者罪之。户部奏：“近五年各省耗羡盈馀内借款，请责成督抚查明补归原款，并将动支耗羡之款酌量删减，其各项存贮閒款，并详列以闻。”直隶清查各属历年亏短数达巨万。安徽仓库亏缺各项银百八十馀万。帝谕新亏各员，自本年始，限四年完缴旧亏。未完者，每年酌扣司道府州县养廉九五成存库归款。部奏直隶等十五省，除缓徵带徵，其未完地丁馀尚有八百七十馀万，而十二年分又续增未完地丁银二百九十馀万。帝以上官于经徵之员，参限将满，即设法调署，俾接署者另行起限，州县藉是规避。令嗣后州县调署，须先查任内果无应徵未完钱粮，咨部覈明，毋得于参限届满时，违例调署。给事中赵佩湘奏：“各省亏空，展转清查，多致县宕，请严行饬禁。”先是直隶因州县亏欠仓库，密令大吏清查，分别追赔。其后各省援例，请立局清查，挪新掩旧，弊窦潜滋，甚有借名弥补，暗肆朘削者，故佩湘以为言。帝谕直隶三次清查案内未完各款，分期勒令归补，逾限不完者，即责成所管上司摊赔，自后永罢清查，有渎请者罪之。
十七年，户部综计各省积欠钱粮及耗羡杂税之数，安徽、山东各四百馀万，江宁、江苏各二百馀万，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积欠百馀万、数十万、数万不等。帝以大吏督徵不力，切责之，并令户部于岁终将各省原欠已完未完各数，详列以闻。各省逋赋，以江苏为最多。巡抚硃理奏酌定追补之制，分年补完，杜绝新亏。然属员掩视拖延如故。直隶自二年至十八年，积欠银三百四十馀万，米粮等项十四万馀石。总督那彦成疏请酌予蠲免，诏严行申饬。山东州县亏欠新旧六百馀万两，一县有亏至六万馀两。乃严定科条，亏缺万两者斩监候，二万以上者斩决。所亏之数，勒限监追，限内全完贷死，仍永不叙用，逾限不完斩无赦。
御史叶中万请清釐籓库借款，胡承珙请整顿直隶亏空诸弊。时各省籓库，因州县有急需，往往滥行借款，日久未归，展转挪抵，弊混丛生。而摊捐津贴，名目日增，州县派累繁多，办事竭蹶，亏欠正项势所必然，虽严刑峻法不能禁也。当乾隆之季，天下承平，庶务充阜，部库帑项，积至七千馀万。嘉庆中，川楚用兵，黄河泛滥，大役频兴，费用不赀，而逋赋日增月积，仓库所储，亦渐耗矣。
道光二年，御史罗宸条陈直省解徵钱粮，请仿盐引茶引法，防官吏侵蚀。帝以纷扰，不许。革州县粮总、库总，从御史余文铨请也。乾隆初，州县徵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就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馀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小民病之。廷议八折徵收，以为限制浮收之计。大学士汤金钊疏驳之。御史王家相亦言“八折之议，行之常、镇、江、淮、扬、徐等府，或可尝试，苏、松粮重之地，窒碍孔多”。议遂寝。时东南财赋之区，半遭蹂躏。未被兵州县，又苦贪吏浮收勒折，民怨沸腾，聚众戕官之事屡起。州县率以抗粮为词，藉掩其浮勒之咎。江苏苏、松等属，每遇蠲缓，书吏等辄向业户索钱，名曰卖荒。纳钱者，虽丰收仍得缓徵；不纳者，纵荒歉不获查办。诏并禁之。湖北漕务积弊已久，巡抚胡林翼疏请折漕革除规费，民间减钱百四十馀万千文，国帑增银四十馀万两，节省提存银三十馀万两。诏褒美之。
军兴以后，四川等省，办理借徵，以充兵饷。裕瑞奏请劝谕绅民，按粮津贴，罢借徵。英桂奏：“交纳钱粮半银半钱之制，而官取民仍以银，每钱二千作银一两，耗银无出。请于应入拨之地丁，准搭官票，不入拨之耗羡，仍徵实银。”部臣以办法两歧，请依原章，正杂钱粮，一体搭交官票。然地方官吏仍收实银，而以贱值之票交纳籓库，帝令严禁。
同治元年，清查直省钱粮。二年，两江总督曾国籓、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国初以来，承平日久，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然犹勉强枝梧者十年。逮癸巳大水而后，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部臣职在守法，自宜坚持不减之名，疆臣职在安民，不得不为暗减之术。始行之者，前督臣陶澍、前抚臣林则徐也。又官垫民欠一款，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豁免，或摊赔，同归无着。故历年粮册，必除去垫欠虚数，方得徵收实数。苏属全漕百六十万，厥后遂积渐减损。道光辛卯以后十年，连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七八；辛丑以后十年，除垫欠，得正额之五六；咸丰辛亥十年，除垫欠，仅得正额之四成而已。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惨不可言。臣亲历新复州县，市镇丘墟，人烟寥落。已复如此，未复可知。而欲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徵之吏，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垫民欠十馀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籥请准减苏、松、太三属粮额，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经之常、镇二属通融覈计，著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徵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垫完民欠名目。嗣后非水旱亦不准捏灾，俾去无益之空籍，求有着之实徵。至苏、松漕粮核减后，必以革除大小户名为清釐浮收之原，以裁减陋规为禁止浮收之委。”制可。先是太常卿潘祖廕、御史丁寿昌交章言减赋事，皆下部议。覆奏准苏、松减三之一，常、镇减十之一。大抵苏、松、太一亩之税，最重者几至二斗，轻者犹及一斗。列朝屡议覈减，率为部议所格。雍正间，从怡亲王请，免苏、松两府额徵银。乾隆间，又减江苏省浮粮，皆减银而不及米。至是诏下，百姓莫不称庆。
三年，从闽浙总督左宗棠请，谕绍兴属八县六场，正杂钱粮，统照银数徵解，革除一切摊捐及陋规，计减浮收钱二十二万有奇，米三百六十馀石。宁波属一五县六场，减浮收钱十万四千有奇，米八百馀石。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请豁减金华浮收钱十五万馀串，米五百馀石，衢州钱十万馀串，米六十馀石，严州钱六万馀串，米六千馀石，洋银八十馀元，米百馀石，从之。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南漕浮收过多，请痛加裁汰。事下部议。覆奏杭、嘉、湖漕粮，请仿江苏例，减原额三十分之八，并确查赋则，按轻重量为覈减，所有浮收陋规，悉予裁汰。其南匠米石，无庸议减。计三府原额漕白、行月等米百万馀石，按三十分之八，共减米二十六万六千馀石。国籓请将苏、松等属地丁漕项一体酌减，不许。
自乾、嘉以来，州县徵收钱粮，多私行折价，一石有折钱至二十千者。咸丰中，胡林翼始定核收漕粮，每石不得过六千钱。其后山东亦定每石收钱六千。江苏定每石年内完者收四千五百，年外收五千。江西收钱三千四百。河南每石折银三两。安徽二两二钱。漕粮浮收，其来已久。河运、海运，皆有津贴。嘉兴一郡，徵漕一石，有津贴至七钱以上者。又徵收漕粮，例有漕馀，其数多寡不一，大抵视缺分肥瘠为准。历来本折并收，而折色浮收，较本色更重。自正额减折价定，遂渐少浮收之弊。
直隶、奉天多无粮之地，名曰黑地，或旗产日久迷失，或山隅海涘新垦之田。咸丰季年，宝鋆等查出昌平黑地四百四十馀顷，试办升科。诏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顺天、奉天各府尹一体办理。同治初，令黑地业户各赴所管官署呈报升科，许永远为业。御史陈俊奏：“直隶、奉天除昌平外，呈报升科者寥寥，盖由地方官吏徵收入己，延不具报，甚有将报地人抑勒刑逼诸弊。”帝遣大臣分查。大学士倭仁疏陈黑地升科，州县畏难苟安，请申明赏罚。寻定州县查出隐地逾二十顷优叙，升科地多者奖之；有徇隐匿垦、吏胥诈赇，以溺职论；其无赖假称委员，恐哧得赃，照例严惩。
德宗即位之初，复新疆，筹海防，国用日增。户部条陈整顿钱粮之策，略云：“溯自发逆之平，垂二十年，正杂钱粮，期可渐复原额。乃考覈正杂赋税额徵总数，岁计三千四百馀万两，实徵仅百四十五万两，赋税亏额如此。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吏所侵蚀。约而言之，其弊有五：一曰报荒不实，二曰报灾不确，三曰捏作完欠，四曰徵存不解，五曰交代宕延。覈计近年赋税短徵，以安徽及江苏之江宁为最，苏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多者所收不及五分，少者亦亏一二分不等。请饬各督抚籓司认真釐剔，以裕度支。”诏从其请。然终清之世，诸弊卒未能尽革也。
二十年，中、日之战，赔兵费二万万。二十六年，拳匪肇祸，复赔各国兵费四万五千万。其后练新军，兴教育，创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筹。四川因解赔款，而按粮津贴捐输之外，又有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于丁漕例徵外，曰赔款捐，曰规复钱价，曰规复差徭，曰加收耗羡，名称虽殊，实与加赋无大异也。
总计全国赋额，其可稽者：顺治季年，岁徵银二千一百五十馀万两，粮六百四十馀万石；康熙中，岁徵银二千四百四十馀万两，粮四百三十馀万石；雍正初，岁徵银二千六百三十馀万两，粮四百七十馀万石；高宗末年，岁徵银二千九百九十馀万两，粮八百三十馀万石，为极盛云。
一曰役法。初沿明旧制，计丁授役，三年一编审，嗣改为五年。凡里百有十户，推丁多者十人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十人。岁除里长一，管摄一里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里曰里。里长十人，轮流应徵，催办钱粮，句摄公事，十年一周，以丁数多寡为次，令催纳各户钱粮，不以差徭累之。编审之法，核实天下丁口，具载版籍。年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註，丁增而赋随之。有市民、乡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民丁外复有军、匠、灶、屯、站、土丁名。
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徵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其后改随地派，十居其七。都直省徭里银三百馀万两，间徵米豆。其科则最轻者每丁科一分五釐，重至一两有馀。山西有至四两馀，巩昌有至八九两者。因地制宜，不必尽同也。三等九则之法，沿自前明，一条鞭亦同。其法将均徭均费等银，不分银力二差，俱以一条鞭从事。凡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县，而府，而布政司。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里甲与两税为一。凡一州县丁银悉输于官，官为佥募，以充一岁之役，民不扰而事易集。定内外各衙署额设吏役，以良民充之。吏典由各处佥拨，后改为考取，或由召募投充。役以五年为满，不退者斥革。其府州县额设祗候、禁子、弓兵，免杂派差役。又有快手、皁隶、门卒、库子诸役，皆按额召募。额外滥充者谓之白役，白役有禁。然州县事剧役繁，必藉其力，不能尽革也。又定州县铺司及弓兵之制，禁止私役。禁人民私充牙行、埠头。
濒河之地，例有夫役守护。顺治四年，以御史佟凤彩言，设直隶沿河堤夫。九年，河决封丘，起大名、东昌、兗州及河南丁夫数万塞之。十二年，增给河夫工食。河工用民之例有二：曰佥派，曰召募。佥派皆按田起夫，召募则量给雇值。其后额设之夫，悉给工食，由佥派而召募，役民给值，较古制为善矣。十七年，禁州县私派里甲之弊。
康熙元年，令江南苏、松两府行均田均役法。户科给事中柯耸言：“任土作赋，因田起差，此古今不易常法。但人户消长不同，田亩盈缩亦异，所以定十年编审之法，役随田转，册因时更，富者无兔脱之弊，贫者无虻负之累。臣每见官役之侵渔，差徭之繁重，其源皆由于佥点不公，积弊未剔。查一县田额若干，应审里长若干，每里十甲，每甲田若干，田多者独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甲尾，名曰花户，此定例也。各项差役，俱由里长挨甲充当，故力不劳而事易集。独苏、松两府，名为佥报殷实，竟不稽查田亩，有田已卖尽而报里役者，有田连阡陌全不应差者。年年小审，挪移脱换，丛弊多端。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以致贫民竭骨难支，逃徙隔属。今当大造之年，请饬抚臣通行两府，按田起役，毋得凭空佥报，以滋卖富差贫之弊。其他花分子户、诡寄优免、隔属立户、买充册书诸弊，宜严加禁革。”下部议行。六年，严禁江西提甲累民。提甲之说，在明曰提编，现年追比已完，复提次甲，责成备办。广信诸府，有连提数甲者，实与加派无二。以御史戈英言，罢之。
七年，定驿递给夫例。凡有驿处，设夫役以供奔走，其额视路之冲僻为衡，日给工食，皆入正赋编徵。此项人夫，大率募民充之，差役稍繁，莫不临时添雇。水驿亦然。十二年，停河南佥派河夫，按亩徵银，以抵雇值。十六年，河道总督靳辅上言：“河工兴举，向俱勒州县派雇里民，用一费十。今两河并举，日需夫十馀万，乃改佥派为雇募，多方鼓舞，数月而工成。”大工用雇募自辅始。是年禁有司派罚百姓修筑城垛。二十九年，以山东巡抚佛伦言，令直省绅衿田地与人民一律差徭。
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徵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
雍正初，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徵解，统谓之“地丁”。先是康熙季年，四川、广东诸省已有行之者。至是准直隶巡抚李维钧请，将丁银随地起徵，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釐，嗣后直省一体仿行。于是地赋一两，福建摊丁银五分二釐七毫至三钱一分二釐不等；山东摊一钱一分五釐；河南摊一分一釐七毫至二钱七釐不等；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釐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釐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釐；湖北摊一钱二分九釐六毫；江苏、安徽亩摊一釐一毫至二分二釐九毫不等；湖南地粮一石，徵一毫至八钱六分一釐不等。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惟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丁地分徵。又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亦另编丁银。
二年，江西巡抚裴度奏裁里长。时廷臣有言大小衙署，遇有公事需用物件，恣行科派，总甲串通奸胥，从中渔利；凡工作匠役，皆设立总甲，派定当官，以次轮转；又设贴差名目，不原赴官者，勒令出银，大为民害。诏并禁止。然日久玩生，滋扰益甚。乾隆元年，复有诏申禁。又谕各处岁修工程，如直隶、山东运河，江南海塘，四川堤堰，河南沁河、孟县小金堤等工，向皆于民田按亩派捐，经管里甲，不无苛索，嗣后永行停止。凡有工作，悉动用帑金。十年，川陕总督庆复奏兴修各属城垣，请令州县捐廉，共襄其事。帝曰：“各官养廉，未必有馀，名为帮修，实派之百姓，其弊更大。”不许。乃定各省城工千两以下者，分年修补，土方小工，酌用民力，馀于公项下支修。二十二年，更定江西修堤力役之法。凡修筑土堤，阖邑共摊，夫从粮徵，听官按堤摊分，募夫修筑。从巡抚胡宝瑔请也。二十五年，御史丁田树言：“自丁粮归于地亩，凡有差徭及军需，必按程给价，无所谓力役之征。近者州县于上官迎送，同僚往来，辄封拏车船，奸役藉票勒派，所发官价，不及时价之半，而守候回空，概置不问，以致商旅裹足，物价腾踊。嗣后非承辨大差，及委运官物，毋得减发官价，出票封拏，违者从重参处。”得旨允行。三十二年，以用兵缅甸，经过各地，夫马运送，颇资民力，特颁帑银，每省十万，分给人民。
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直隶力役之征，有按牛驴派者，有按村庄派者，有按牌甲户口科者，间亦有按地亩者。然富者地多可以隐匿，贫者分釐必科，杂乱无章，偏枯不公。其尤甚者，莫如绅民两歧。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小民困苦流离，无可告诉。时有议仿摊丁于地之例，减差均徭，每亩一分，无论绅民，按地均摊。直隶总督颜检力言其不可，并谓：“如议者所言，每地一亩，摊徵差银一分，其意在藉赋以收减差之实效，不知適藉差而添加赋之虚名，累官病民，弊仍不免。”疏入，议遂寝。
咸丰时，粤西役起，征调不时，不得不藉民力。粮银一两，派差银数倍不等。事定，差徭繁重如故，且钱粮或有蠲缓，差银则歉岁仍徵。
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疏陈晋省疮痍难复，请均减差徭以舒民困，其略曰：“晋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车马既资之民间，役夫亦责之里甲。而各属办理不同。有阖邑里甲通年摊认者，资众力以应役，法尚公允。有分里分甲限年轮认者，初年摊之一甲一里，次年摊之二甲二里，各年差徭多寡不等，即里甲认派苦乐不均。豪猾者恃有甲倒累甲、户倒累户之弊，将其地重价出售，而以空言自认其粮。三五年后，乘间潜逃，于是本甲既代赔无主之粮，又代认无主之差，贻害无穷。计惟减差均徭，尚堪略为补救。除大差持传单勘合，循例支应，其他概不得藉端苛派。如有擅索车马者，治以应得之罪。”从之。五年，阎敬铭复条陈八事：一，裁减例差借差；二，由臬司发给车马印票；三，喇嘛来往，须有定班；四，奉使办事大臣，宜禁滥索；五，严除衙蠹地痞；六，令民间折交流差钱，由衙门自办；七，严查驿马足额备用；八，本省征防各兵，给予长车，由营自办。下所司议行。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复言：“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向例每县所派差钱，大县制钱五六万缗，小县亦万缗不等，按粮摊派，官吏朋分，冲途州县，设立车櫃，追集四乡牲畜，拘留过客车马，或长年抽收，或临时勒价，居者行者均受其患。现拟筹款生息，官设差局，严定应差章程，禁止差员滥支。”车櫃陋习遂革。
先是先代陵墓，皆设陵户司巡查洒扫，例免差徭。又各先贤祠宇，凡有祭田，皆免其丁粮。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子侍养，免其杂泛差役。
顺治二年，免直省京班匠价，并除其匠籍。定绅衿优免例，内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丁三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丁二十四，其下以次递减；外任官减其半。十四年，部议优免丁徭，本身为止。雍正四年，四川巡抚罗殷泰言，川省各属，以粮载丁，请将绅衿贡监优免之例禁革。部议驳之。复下九卿议，定绅衿止免本身；其子孙族户冒滥，及私立儒户官户者，罪之。乾隆元年，申举贡生监免派杂差之令。三十七年，停编审造册。时丁银既摊入地粮，而续生人丁又不加赋，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至是因李瀚言，遂罢之。翌年，陈辉祖请将民屯新垦丁银随年摊徵。帝以所奏与小民较及锱铢，非惠下恤民之道，谕嗣后各省办理丁粮，悉仍旧制，毋得轻议更张。
一曰蠲免赋税。蠲免之制有二：曰恩蠲，曰灾蠲。恩蠲者，遇国家庆典，或巡幸，或用兵，辄蠲其田赋。
世祖入关，首免都城居民被兵者赋役三年。顺治二年，以山西初复，免本年田租之半。三年，收江南，免漕粮三之一。八年，世祖亲政，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一万五千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恩蠲灾蠲之诏，岁数四下。康熙十年东巡，免跸路所经今年租。十三年，蠲免各省八九两年本折钱粮积欠在民者。时海内大定，诏用兵以来积欠钱粮悉免之。二十七年南巡，免江南积欠地丁钱粮，及屯粮芦课米麦豆杂税。三十三年，蠲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应徵地丁银米。四十五年，免直隶、山东本年积欠钱粮，其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二百十二万有奇，粮十万五千石有奇，悉行蠲免。
承平日久，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诏直省自五十年始，分三年轮免钱粮一周。三年中计免天下地丁粮赋三千八百馀万。五十六年，免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广、西安、甘肃带徵地丁屯卫银二百三十九万馀两，其安徽、江苏所属带徵漕项银四十九万馀两，米麦豆十四万馀石，免徵各半。五十七年，以征策妄阿拉布坦，免陕、甘明年地丁百八十馀万。圣祖尝读汉文帝蠲民田租诏，叹曰：“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穷谷荒陬，皆沾实惠。然非宫廷力崇节俭，不能行此。”故在位六十年中，屡颁恩诏，有一年蠲及数省者，一省连蠲数年者，前后蠲除之数，殆逾万万。
世宗即位，蠲免江苏各属历年未完民屯地丁芦课等银千二百十馀万。西藏、苗疆平，免甘肃、四川、广西、云、贵五省田租。又谕国家经费已敷，宜散富于民，乃次第免直省额赋各四十万。乾隆元年，诏免天下田租，先后免雍正十三年以前各省逋赋、及江南钱粮之官侵吏蚀者。四年，免直隶本年钱粮九十万，江苏百万，安徽六十万，正耗一体蠲除。十年，普免天下钱粮二千八百二十四万有奇，援康熙五十一年之例，将各省分为三年，以次豁免。三十一年，诏次第蠲各省漕米，五年而遍，其例徵折色者亦免之。三十五年，值帝六旬，明岁又际太后八旬，照十年之例，按各省额赋，分三年轮免一周。
四十二年，普免天下钱粮，自明年始，分三年轮免，计二千七百五十九万有奇。各省漕粮，自四十五年普免一次。四十九年，豁免甘肃压欠起运粮银百六十馀万，其存留项下民欠银粮，起运项下民欠草束，悉免之。五十五年，高宗八旬，诏按各省额徵银数，将所属各府州县次第搭配三次，按年轮免，三年而竣，一省之中，仍先侭上年灾缓之区，首先蠲免。五十九年，普免各省应徵漕粮。六十年，普免各省积欠，及因灾缓带银千五百五十馀万两、粮三百八十馀万石，其奉天、山西、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六省向无积欠，免下年正赋十之二。又以明年将归政，免嘉庆元年各省应徵地丁钱粮，其省方时巡跸路所经，辄减额赋十之三。
仁宗即位，以湖北、湖南教匪苗民蠢动，免次年两省钱粮，并及川、陕被兵之区。四年，以郊祀升配礼成，普免各省积欠缓徵地丁耗羡，及民欠籽种口粮漕粮银，并积欠缓徵民借米穀草束。十年，谒祖陵，免跸路所经州县钱粮之半。二十四年，以六旬万寿，免天下正耗民欠，及缓带银穀，计银二千一百二十九万两有奇、米穀四百馀万石。四川、贵州两省无民欠，免明年正赋十之二。
灾蠲有免赋，有缓徵，有赈，有贷，有免一切逋欠。清初定制，凡遇灾蠲，起运存留均减。存留不足，即减起运。顺治初，定被灾八分至十分，免十之三；五分至七分，免二；四分免一。康熙十七年，改为六分免十之一，七分以上免二，九分以上免三。雍正六年，又改十分者免其七，九分免六，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然灾情重者，率全行蠲免。凡报灾，夏灾以六月，秋灾以七月。既报，督抚亲莅灾所，率属发仓先赈，然后闻。康熙三年，户部奏遇灾之地，先将额赋停徵十之三，以待题免。四年，御史郝维讷请凡灾地田赋免若干，丁亦如之。其后丁随地起，凡有灾荒，皆丁地并蠲。旨下之日，州县不即出示，或蠲不及数、纳不留抵者，科以侵欺之罪。乾隆元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请“嗣后各省水旱应免钱粮之数，于具题请赈日始，限两月造报，并请将丁银统入地粮银内覈算蠲免”。从之。圣祖、高宗两朝，叠次普免天下钱粮，其因偏灾而颁蠲免之诏，不能悉举。仁宗之世，无普免而多灾蠲，有一灾而免数省者，有一灾而免数年者。文宗以后，国用浩繁，度支不给，然遇疆臣奏报灾荒，莫不立予蠲免。若灾出非常，或连年饥馑，辄蠲赈兼施云。
仓库京师及各直省皆有仓库。仓，京师十有五。在户部及内务府者，曰内仓，曰恩丰；此外曰禄米，曰南新，曰旧太，曰富新，曰兴平，曰海运，曰北新，曰太平，曰本裕，曰万安，曰储积，曰裕丰，曰丰益。在通州者，曰西仓，曰中仓。各省漕运，分贮于此。直省则有水次仓七：曰德州，曰临清，曰淮安，曰徐州，曰江宁，各一；惟凤阳设二。为给发运军月粮并驻防过往官兵粮饷之需。其由省会至府、州、县，俱建常平仓，或兼设裕备仓。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东三省设旗仓，近边设营仓，濒海设盐义仓，或以便民，或以给军。大抵京、通两仓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粮，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之六。其一，养工匠，名匠米。其一，定鼎时，宗臣封亲王者六，封郡王者二，世宗之弟封亲王者一，此九王子孙，自適裔外，并有封爵，以世降而随之，统名恩米，二者去京仓百之一。是以雍正以前，太仓之粟常有馀。
乾隆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英廉疏言：“迩年因赈恤屡截留漕运，间遇京师粮贵，复发内仓米石平粜，储积渐减。请于湖广、江西、江南、浙江产米之区，开捐贡监，均收本色，收足别贮。遇截漕之年，即于次年照数补运京仓。”下九卿议准，旋复停止。及嘉庆中，川楚盗起，水旱间作，工匠既倍于昔，而九王之后亦愈衍愈众。咸丰后，复有粤寇之乱，运道不通，仓储益匮，乱平稍复旧例。
向京师平粜，有五城米局，八旗米局。五城米局始于康熙。雍正四年，于内城添厂，并添五城、通州厂各一。乾隆二年，增五城为十厂，寻又添设八厂于四乡。九年，于四路同知设四厂。八旗米局凡二十四，又通州左右翼两局，皆设于雍正六年。乾隆元年，并为八局，旋仍旧。十五年，命二十四局分左右翼办理，不拘旗分。十七年，以米价未平，且有勒买之弊，谕并通州两局停止。
其直省常平、裕备等仓，顺治十一年，命各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部。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穀，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康熙六年，甘肃巡抚刘斗疏言：“积米年久恐浥烂，请变价籴新穀.”从之。七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请将积穀变价生息。帝谕出陈入新，原以为民，若将利息报部，反为民累，著停止生息。十九年，谕常平仓留本州县备赈，义仓、社仓留本村镇备赈。三十年，户部议令直隶所捐米石，大县存五千石，中县四千，小县三千；嗣又令再加贮一倍。三十一年，议定州县积穀，照正项钱粮交代，短少以亏空论。三十四年，议定江南积穀，每年以七分存仓，三分发粜，并著为通例。四十三年，议定州县仓穀霉烂者，革职留任，限一年赔完复职；逾年不完，解任；三年外不完，定罪，著落家产追赔。
时各省州县贮穀之数，山东、山西大州县二万石，中州县万六千石，小州县万二千石；江西大州县一万二千石；江苏、四川率不过五六千石；而福建现在捐穀二十七万石，常平又存五十六万石；台湾捐穀及常平为最多，共八十馀万石。令酌留三年兵需，馀变价充饷。四十七年，议定州县官于额贮外加买贮仓，准其议叙，若捐穀以少报多，或将现贮米捏作捐输，后遇事发，除本管知府分赔外，原报督抚一并议处。至官将仓穀私借于民，计赃以监守自盗论，穀石照数追赔。五十四年，议定绅民捐穀，按数之多寡，由督抚道府州县分别给扁，永免差役。
雍正三年，以南方潮湿，令改贮一米易二穀.四年，浙闽总督高其倬疏言：“闽省平籴有二大病：一，交盘之弊不清，各官授受，皆有价无穀，而价又不敷买补；一，平粜之价太贱，每石减价至一两，且有不及一两者，各属虽欲买补，缘价短束手，而奸民乘此谋利，往往借价贵，煽惑穷民，竟欲平粜之期，一岁早于一岁，平粜之价，一年贱于一年。请嗣后视米之程高下，每石以一两二钱或一两三钱，穀则定以六钱五分或六钱，总以秋成后既平之价为准。”帝韪其言。寻定州县仓厂敖不修，致米穀霉烂者，照侵蚀科断，并将亏空各州县解任。其穀令自行催还，限以一年，逾限者治罪。五年，定各省常平仓，每年底令本府州盘查。如春借逾十月不完，或捏造，俱行参处，照数追赔。又因福建常平仓各属有银穀两空者，有无穀而仅存价者，查实，将亏空之州县官更换。
十三年，内阁学士方苞上平粜仓穀三事：“一，仓穀每年存七粜三，设遇价昂，必待申详定价，穷民一时不得邀惠。请令各州县酌定官价，一面开粜，一面详报。一，江淮以南地气卑湿，若通行存七粜三，恐积至数年，必有数百万霉烂之穀，有司惧罪，往往以既坏之穀抑派乡户。请饬南省各督抚，验察存仓各穀色，因地分年，酌定存粜分数；河北五省倘遇岁歉，亦不拘三七之例。一，穀之存仓有鼠耗，盘粮有折减，移动有脚价，粜籴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粜之价即稍有赢馀，亦仅足充诸费。请饬监司郡守岁终稽查，但数不亏，不得借端要挟，倘逢秋籴价贱，除诸费外，果有赢馀，详明上司别贮，以备歉岁之用。”下部议行。
乾隆三年，两江总督那苏图疏言平粜之事，止须比市价酌减一二分。两广总督鄂弥达亦言：“平粜之价，不宜顿减。盖小民较量锱铢，若平粜时官价与市价悬殊，则市侩必有藏以待价，而小民藉以举火者，必皆仰资官穀.仓储有限，商贩反得居奇，是欲平粜而粜仍未平也。从来货积价落，民间既有官穀可籴，不全赖铺户之米，铺户见官穀所减有限，亦必稍低其价以冀流通。请照市价止减十一，以次递减，期年而止，则铺户无所操其权，而官穀不至虞其匮。”均报可。七年，谕：“从前张渠奏请减价粜穀，成熟之年，每石照巿价减五分，米贵之年减一钱。但思歉岁止减一钱，穷民得米仍艰。嗣后著督抚临时酌量应减若干，奏明请旨。如有奸民贱籴贵粜，严拏究治。”
十三年，高宗谕大学士、户部曰：“迩来常平仓额日增，有碍民食，嗣后应以雍正年间旧额为准。”寻议云南不近水次，陕、甘兼备军务，向无定额，请以现额为准。云南七十万石，西安二百七十万石，甘肃三百七十万石，各有奇。又福建环山带海，商运不通，广东岭海交错，产穀无几，贵州不通舟楫，积贮均宜充裕，以现额为准，福建二百五十馀万石，广东二百九十馀万石，贵州五十万石。其馀照雍正年间旧额：直隶二百一十万石，奉天百二十万石，山东二百九十万石，山西百三十万石，河南二百三十万石，江苏百五十万石，安徽百八十万石，江西百三十万石，浙江二百八十万石，湖北五十万石，湖南七十万石，四川百万石，广西二十万石，各有奇，通计十九省贮穀三千三百七十馀万石，较旧额四千四百馀万石，应减贮千四百馀万石。自是各省或额缺不补。二十三年，特谕采买还仓。三十一年，各省奏销，报实存穀数，惟江西、河南、广东与十三年定额相同。其视旧额增多者：湖南百四十三万石，山西二百三十万石，四川百八十五万石，广西百八十三万石，云南、贵州皆八十馀万石。而浙江视旧额减少二百二十万石，奉天减少百万，甘肃减少百四十万；其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山东、陕西或减二十万、或减五六十万。盖聚之难而耗之易如此。
嘉庆初，仁宗屡下买补之令。四年，谕曰：“国家设立常平仓，若不照额存储，仅将穀价贮库，猝遇需米之时，岂银所能济用？”命各省采买还仓。十七年，户部浙江司所存常平仓穀数凡三千三百五十万八千五百七十五石有奇，去乾隆中定额犹不远。至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刘重麟、御史卞士云先后疏言，各直省州县于常平仓大率有价无穀，其价又不免侵用。帝命各督抚严覈究治。然据十五年户部奏，查各省常平仓穀实数，仍止二千四百馀万石，又非嘉庆时可比，况咸丰间天下崩乱之日乎。同治三年谕：“近来军务繁兴，寇盗蜂起，所至地方辄以粮尽被陷，其故由各州县恣意侵挪，遇变无所依赖。嗣后各省常平仓，责成督抚认真整顿。”迨光绪初，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迭遭旱灾，饥民死者日近万人。四年，给事中崔穆之，八年，御史邬纯嘏，复先后请筹办仓穀，于是各督抚始稍加意焉。
其社义各仓，起于康熙十八年。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六十年，奉差山西左都御史硃轼奏请山西建立社仓，谕曰：“从前李光地以社仓具奏，朕谕言易行难。行之数年，果无成效。张伯行亦奏称社仓之益，朕令伊暂行永平地方，其有效与否，至今未奏。凡建设社仓，务须选择地方敦实之人董率其事。此人并非官吏，借出之米，还补时遣何人催纳？即丰收之年，尚难还补，何况歉岁？其初将众人米穀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势必令司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也。社仓之法，仅可小邑乡村，若由官吏施行，于民无益。今硃轼复以此为请，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励试行。”雍正二年，谕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齐喀、湖南巡抚魏廷珍等：“前命建社仓，本为民计。劝捐须俟年丰，如值歉岁，即予展限。一切条约，有司勿预，庶不使社仓顿成官仓。今乃令各州县应输正赋一两者，加纳社仓穀一石。闻楚省穀石现价四五钱不等，是何异于一两正赋外加收四五钱火耗耶？”寻议定：凡州县官止任稽查，其劝奖捐输之法，自花红递加扁额以至八品冠带。如正副社长管理十年无过，亦以八品冠带给之。其收息之法，凡借本穀一石，冬间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祗收本穀.至十年后，息倍于本，祗以加一行息。
三年，从江苏巡抚何天培请，止颁行社仓五事：一，赈贷均预造排门册存案；一，正副社长外，再举一殷实者总司其事；一，州县官不许干预出纳；一，所需纸笔，必劝募乐输，或官拨罚项充用；一，积穀既多，应于夏秋之交，减价平粜，秋收后照时价买补。
五年，因湖广社仓亏空，谕：“迩年督抚办社仓最力者，惟湖广总督杨宗仁。今据福敏盘查，始知原报甚多，而现贮无几。朕思举行此法实难。我圣祖仁皇帝深知之，是以李光地奏请而未允，张伯行暂行而即罢。盖在富民无藉乎仓，则输纳不前，而贫者又无馀粟可纳。至于州县官，实心者岂可多得？湖广亏缺之数，倘系州县私用，必严追赔补，或民间原未交仓，或交仓之数与原报多寡不符，若令照数完纳，恐力未敷，须斟酌办理。”六年，世宗谕曰：“前岳锺琪请于通省加二火耗内应行裁减每两五分之数，且暂徵收，发民买穀，分贮社仓，俟数足即行裁减，是以暂收耗羡之中，隐寓劝输之法，实则应行斟酌之耗羡，即小民切己之赀财，而代民买贮之仓储，即小民自捐之积贮。乃陕省官员以为收贮在官，即是官物，而胥吏司其出纳者，遂有勒买勒借之弊。今特晓示，镌石颁布，傥地方官有如前者，以挠扰国政、贻误民生治罪。”
乾隆四年，户部议准陕西巡抚张楷奏定社仓事例：一，社长三年更换；一，春借时酌留一半，以防秋歉；一，限每年清还；一，将借户穀数姓名晓示；一，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赔。五年，议定陕、甘社穀凡系民间者，听自择仓正、副管理。其系加二耗粮内留五分为社粮者，责成地方官经理，入于交代。自是之后，州县官视同官物，凡遇出借，层递具详，虽属青黄不接，而上司批行未到，小民无由借领。此后应请令州县于每年封印后，酌定借期，一面通详，一面出借，其期按耕种迟早以为先后。得旨允行。
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疏言：“义仓始于隋长孙平，至宋硃子而规画详备。虽以社为名，实与义同例。其要在地近其人，人习其事，官之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专为备，不若乡之多为备，故贮于乡而不贮于城。今使诸有司于四乡酌设，粟黍从便，并选择仓正、副管理，不使胥吏干预。现据报捐穀数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馀石，合百四十四州县卫所，共村庄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为仓千有五。”帝嘉之。三十七年，户部议准，社仓仍令官经理出纳。
嘉庆四年，又议准社义各仓出纳，由正、副长经理，止呈官立案。道光五年，安徽巡抚陶澍疏言：“义仓苟欲鲜弊，惟有秋收后听民间量力输捐，自择老成者管理，不减粜，不出易，不借贷，专意存贮，以待放赈。”如所议行。其后军兴，各省皆废。同治六年，特谕兴复。光绪中，惟陕西巡抚冯誉骥所筹建者千六百馀所为最多云。
其旗仓在东三省者，初皆贮米二千万石。营仓自康熙二十二年始。时山海关各口建仓，达于黑龙江墨尔根。三十年，令江宁、京口等处各截留漕米十万石存贮。三十六年，谕沿边卫堡如榆林等处均贮穀.四十九年，以湖南镇筸改协为镇，拨借帑银三千两，买穀贮仓。五十四年，命贮米密云、古北口。雍正三年，贮穀归化城土拉库。四十七年，先后命广东提标各营暨诸镇协均贮穀，其后复推行贵州、四川、浙江、福建、河南。十一年，命喜峰口贮穀.乾隆元年，设河标营仓。十一年，又命山东河标设立。盐义仓，自雍正四年始。时两淮众商捐银二十四万，为江南买穀建仓之用，巡盐御史噶尔泰以闻，并缴公务银八万，共三十二万。谕以三万赏给噶尔泰，馀照所请，赐名“盐义”。既而浙江众商亦捐银十万，谕巡抚李卫于杭州建仓。乾隆九年，又准山东票商仿行。
库之在京师属内务府者，设御用监掌之。顺治十六年改为广储司。十八年，分设缎库、银库、皮库、衣库。康熙十八年，增设茶库、磁库，合之为六。其属于户部者，曰银库、曰缎库、曰颜料库，合之为三。此外盛京户部银库，贮金银、币帛、颜料等物，以供二陵祭祀，及东三省官兵俸饷赏赉之用。各省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库，各贮官兵俸饷，及杂税官庄粜买粮价。布政使司库，贮各州县岁徵田赋、杂赋银。按察司库，贮赃罚银钱。粮道库，贮漕赋银、驿站马夫工料。河道库，贮河饷。兵备道库，贮兵饷。盐运使司盐课各税务由部差者，有监督库。如道、府、、州、县官兼理者，有兼理徘库，均贮关钞。地居冲要之分巡道库、府库、直隶州库及分驻苗疆之同知、通判库，均量地方大小，距省远近，酌量拨司库银分贮。州、县、卫所库，贮本色正杂赋银，存留者照数坐支，输运者输布政使司库。
凡诸库每岁出纳之数，皆造册送户部察覈，惟赃罚例输之刑部。河工兵饷又兼达兵、工两部。户部于直省库储，其别有五。曰封储。如酌留各布政司银两，督抚公同封储，有急需，题奏动支，擅用论斩是也。此制定于雍正五年。以直隶近京，独无留贮。各省自三十万至十万，析为三等。其后直隶亦有之。惟盛京户部银库，自乾隆四十二年由京拨给一千万，永远存贮。四十三年，复命将军兼管。曰分储。如各省道库、府库，封贮银两，遇州县急需，请领即行发给，一面详报籓司督抚，仍令各州县将支销银两，随案具详听覈是也。其后各繁剧州县，亦照京县例拨贮，而未有定额。及雍正八年，乃定各省道、府、州、县分贮之额，自三十万至十万，析为四等。曰留储。如存留属库坐支银两，拨款给发，例免解司是也。曰解储。如布政使司库，储府、州、县、卫解送正杂赋银；按察司库，收赃罚银；及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库，粮道库，收各处移解官兵俸饷漕项等银是也。曰拨储。如各省兵备道库，岁储由布政司或邻省拨解官兵银，河道库，岁储本省及邻省拨解官兵俸饷，并岁修抢修银，及伊犁岁需俸饷银，塔尔巴哈台岁需新饷银，西藏岁需台费银，云南岁需铜本银，贵州岁需铅本银，皆由各省拨解是也。户部总稽之，俾慎其收发，令各省解部地丁，将足色纹银倾镕元宝，合部颁法马，每枚五十两，勿加滴珠。
凡起解饷银，布政使亲同解官兑封押字，令库官钤印，当堂装鞘，给发兵牌。又州县官钱粮交代，由接任官造具接收册结，同监盘官印结，上司加结送司，详请咨部，不得逾限。布政使升转离任，将库储钱粮并无亏挪之处附奏，其新任接收，亦具摺奏闻，仍照例限详题。按察使交代，由巡抚会同籓司查覈详题，且时其盘查，令各督抚于布政使司库钱粮奏销交代时，亲赴盘查，具结报题。督抚新任亦然。府、州、县库储钱粮奏销时，所管道、府亲赴盘查结报，不得委查取结，及预示日期，纵令掩饰。
至户部银库，康熙四十五年，以贮银多，谕将每年新收银别行收贮，至用银时，将旧银依次取用。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奏准各直省解京银两，无论元宝、小锭，必錾凿州县年月及银匠姓名。嘉庆十九年，命各省银解部，随到随交。道光十二年，又命官解官交。盖向来京饷及捐项，皆由银号交库也，然其弊不易革。同治三年，户部奏准凡由银号交库者，均收足色银两，锭面錾明某号字样，倘有弊端，即照原数加十倍罚赔。光绪四年，又奏准嗣后各省督抚并各路统兵大臣赴部领饷，须遵章递印领，盖所以重库储而杜流弊也。
志九十七 食货三
△漕运
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而淮、徐、临、德四仓仍系民运交仓者，并兑运军船，所谓改兑者也。逮至中叶，会通河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贺长龄诸臣议复海运，遴员集粟，由上海雇商转船漕京师，民咸称便。河运自此遂废。夫河运剥浅有费，过闸过淮有费，催趱通仓又有费。上既出百馀万漕项，下复出百馀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益贫。海运则不由内地，不归众饱，无造船之烦，无募丁之扰，利国便民，计无逾此。洎乎海禁大开，轮舶通行，东南之粟源源而至，不待官运，于是漕运悉废，而改徵折漕，遂为不易之经。今叙次漕运，首漕粮，次白粮，次督运，次漕船，次钱粮，次考成，次赏恤，而以海运终焉。
漕运初悉仍明旧，有正兑、改兑、改徵、折徵。此四者，漕运本折之大纲也。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徵漕粮四百万石。其运京仓者为正兑米，原额三百三十万石：江南百五十万，浙江六十万，江西四十万，湖广二十五万，山东二十万，河南二十七万。其运通漕者为改兑米，原额七十万石：江南二十九万四千四百，浙江三万，江西十七万，山东九万五千六百，河南十一万。其后颇有折改。至乾隆十八年，实徵正兑米二百七十五万馀石，改兑米五十万石有奇，其随时截留蠲缓者不在其例。山东、河南漕粮外有小麦、黑豆，两省通徵正兑。改耗麦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奇，豆二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三斗一升有奇，皆运京仓。黑豆系粟米改徵，无定额。凡改徵出特旨，无常例。
折徵之目有四：曰永折，曰灰石米折，曰减徵，曰民折官办。永折漕粮，山东、河南各七万石，石折银六钱、八钱不等；江苏十万六千四百九十二石有奇，石折银六钱不等；安徽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一石有奇，石折银五钱至七钱不等；湖北三万二千五百二十石，湖南五千二百十有二石各有奇，石均折银七钱。其价银统归地丁报部。灰石改折，江苏二万九千四百二十四石，浙江万八千六百五十三石，遇闰加折四千十有五石，石折银一两六钱，以供工部备置灰石之用，自顺治十七年始也。
次年，饬江南、浙江、江西三省大吏，凡改折止许照价徵收，如藉兑漕为名，滥行科索者，即行参勘。又以苏、松、常、镇四府差（每系）赋重，漕米每石折银一两，其随漕轻赍席木赠截等银，仍徵之耗米，及给军行月赠耗等米，亦按时价折徵。康熙八年，定河南漕粮石折银八钱。九年，浙江嘉、湖二府被灾，每石折徵一两。五十八年，覆准河南附近水次之州县，额徵漕粮每石八钱内，节省银一钱五分，仍令民间上纳，馀六钱五分，令徵本色起运。至距水次较远及不近水次之州县，额徵米石，仍依旧例徵银八钱，以一钱五分解部，馀交粮道采办米石。雍正元年，以嘉、湖二属州县灾，谕令收徵漕米本折各半，其折价依康熙九年例。六年，议定河南去水次稍远州县，均徵本色，惟南阳、汝宁二府属，河南府之卢氏、嵩、永宁三县及光、汝二州并属县，又离水次最远之灵宝、阌乡，路远运艰，共酌减米万五千六十二石有奇，免其办解，分拨内黄、濬、滑、仪封、考城等五县协办，于五县地丁银内扣除完漕，照部价每石八钱，以六钱五分办运，节省之一钱五分，徵解粮道补项。其南、汝等府属，每石折银八钱解司，以抵濬、滑等五县地丁银数，所谓减徵是也。
乾隆二年，以大濬运河，江苏淮安之山阳、盐城、阜宁，扬州之江都、甘泉、高邮、宝应各县漕粮，每石徵折银一两。其后海州、赣榆两邑亦然。山东、河南向所改徵黑豆，不敷支给，河南再改徵二万石，山东四万石。三年，湖广总督德霈言湖南平江距水次五百馀里，请改折色，分拨衡阳、湘潭代买兑运，从之。七年，江西泸溪以折价八钱不敷采买，定嗣后每年八月借司库银拨县采买，照买价徵银归还。其后江苏之嘉定、宝山、海州、赣榆，安徽之宁国、旌德、太平、英山，湖北之通山、当阳诸州县，悉遵此例。十一年，定河南祥符等四十州县额徵粟米内，每年改小麦万石，与漕米黑豆并徵运通。
十六年，以京师官兵向养马驼，需用黑豆，豫、东二省自雍正十年以来，于漕粮粟米内节次改徵，每年额解黑豆二十万九千馀石，每省酌量再改徵黑豆一二万石。寻定山东三万石，河南二万石，额徵粟米，照数除抵，其节省银一钱五分为运脚之用者并徵之。十八年，仓场侍郎鹤年言：“现在京仓黑豆六十万馀石，足供三年支放，请自明年始，豫、东二省应运黑豆，酌半改徵粟米，分贮京、通各仓，则豆无潮黰之虞，粟价亦平。”从之。
二十六年，以江苏之清河、桃源、宿迁、沭阳不产米粟，命嗣后先动司库银两，按照时价采办，令民输银还欸，是谓民折官办。其后阜宁、旌德、泰兴、宁国、太平、英山诸县皆仿行之。
二十一年谕曰：“漕粮岁输天庾，例徵本色。勒收折色，向干严禁。现值年丰穀贱，若令小民以贱价粜穀，交纳折色，是闾阎终岁勤劬，所得升斗，大半粜以输官，以有限之盖藏，供无穷之朘削，病民实甚。著通谕有漕省分大吏，饬所属徵收粮米，概以本色交纳，无许勒折滋弊。如有专利虐民者，据实严参。”然州县往往仍藉改折浮收，虽有明令，莫能禁也。
正兑、改兑、改折之外，复有截漕及拨运。各省截留漕船，介于起运停运之间，行月二粮，应给应追，向无定例。自乾隆元年，议定江苏、安徽、浙江截留漕船应支本折月粮三修银，照数全给。至行粮盘耗赠银负重等项，按站发给。若帮船截留本次，或旋兑旋卸，或数月后清，赠米亦按月计算。江西船大载重，每年三修银不敷，则取办于行月二粮。遇有截留，将原领折耗行月赠银赠米斛面米均免扣追。嗣以运军挂欠之项，谕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截留漕船应追等项悉免之。七年，以各省截留漕船已兑开行，例须扣追，酌定加给，视程途远近、船粮多寡为衡。山东、河南每船给银五十两。江南、浙江六十两，湖广七十两，江西九十两，以充各军在次修船置备器具，及雇募舵工水手安家养赡之用。其应给之银，即于行月折色银内扣给。十八年，谕曰：“前命截留南漕二十万分贮天津水次各仓备用，但恐旗丁等于米色斛面任意攙和短少，而州县胥役又往往藉端勒索，令方观承饬天津道亲往监看。嗣后截漕之省，俱派就近道员稽查，不得委州县。著为令。”
拨运者，截留山东、河南所运蓟州粮，拨充陵糈及驻防兵米者也。康熙三十四年，议定年需粟米三万六百馀石，将山东漕粮粟米照数截留，以原船自天津运至新河口，拨天津红剥船百五十艘，运至蓟州五里桥，船载百石，每百里给脚价一两三钱二分，所需之银，于过闸入仓脚价内拨给。四十五年，定密云驻防兵米，在豫、东二省每年徵存蓟粮项下拨运，令该县于春夏之交，赴通领运收仓。平时由水运，有故则陆运。脚价由地粮银内给发。次年，令豫、东各添拨米百石，备支销折耗。又拨运保定、雄县两处驻防兵米，截至西沽就船受兑，以节耗费。嘉庆初，因东省轮免漕粮，先令豫省兑运，不敷之数，许动支节年仓存蓟米，并动碾公穀.其后河南被灾，亦准在蓟仓存米存穀内碾动。其各州县派拨之数，蓟州五万八千六百石、易州三万八千六百石各有奇，密云一万一千五百馀石，保定、雄县共三千一百馀石，良乡暨大兴之采育三百馀石，顺义、昌平二百馀石，霸州、东安、固安、宝坻三百馀石，玉田及迁安之冷口各五百馀石，沧州二千七百馀石。又青州驻防兵米二千一百馀石，亦于蓟粮内截留运供，德州驻防兵米不敷，亦得动支。此拨运之大略也。
各省之徵收漕粮也，向系军民交兑，运军往往勒索扰民。顺治九年，始改为官收官兑，酌定赠贴银米，随漕徵收，官为支给。雍正六年，以江、浙应纳漕粮为额甚巨，若必拘定粳米，恐价昂难于输将，以后但择乾圆洁净，准红白兼收，秈稉并纳，著为令。乾隆初，奏定民纳漕米，随到随收，严禁蠹书留难。四年，谕曰：“朕闻湖北粮米，以十五万一千馀石运赴通仓，名曰北漕，十二万六千馀石为荆州官米，名曰南漕，二项原可合收分解。乃有不肖州县，分设仓口，令粮户依两处完纳，以图多得赢馀，重累吾民。著行文该省，将二项漕粮合收，永远遵行。”七年，定直省有漕各属，于隔岁年终，刊易知由单，条悉开载，按户分给，以杜滥科。十年，工部侍郎范灿奏：“江南下江徵收漕米，向借漕费之名，或九折，或八折，自巡抚尹继善定每石收费六分，诸弊尽革。久之，吏胥复乘紧兑之际，多方刁难，小民势难久待，不得不议扣折。”谕饬有漕省分大小官吏，严行釐剔积弊。嘉庆八年，禁止各州县漕粮私收折色，及刁生劣监收揽包交。
凡漕粮皆随以耗费，耗皆以米，正兑一石耗二斗五升至四斗，改兑一石耗一斗七升至四斗，皆随正入仓，以供京、通各仓并漕运折耗之用。其南粮又有随船作耗米，自五升至二升三升不等，以途之远近为差。嘉庆间，定江苏漕粮耗米原备筛飏，耗米四升有奇。嗣后以二升馀划付旗丁，二升随粮交仓。浙江、江西、两湖悉依此例。逮漕务改章，凡改徵折色各省，耗米亦折价与正米并徵，自是漕耗之名遂废。
初，各省漕粮改为官收官兑，赠贴名称，山东、河南谓之润耗，江苏、安徽谓之漕贴，浙江谓之漕截，江西、两湖谓之贴运，其数多寡不一，随粮徵给，均刊列易知由单，私派挪移者罪之。其后江南每粮百石，竟私截至百馀两，浙江至三十馀两。粮道刘朝俊以贪婪漕贴万二千馀两被劾，给事中徐旭龄亦疏陈赠耗之弊。然贪官污吏，积习相沿，莫能禁也。康熙十年，议定江宁等府起运耗米及正粮一体贴赠，苏、松、常三府改折灰石，帮贴漕折等银悉免之。二十四年，令各省随漕截银免解道库，径令州县给发。乾隆七年，定江南漕米赠耗永免停支例。各省收漕州县，除随正耗米及运军行月粮本折漕赠等项外，别收漕耗银米，其数亦多寡不一，此项耗外之米，皆供官军兑漕杂费及州县办公之用者也。
轻赍银者，始于有明中叶。以诸仓兑运，须给路费，徵耗米，兑运米一平一锐，其锐米量取随船作耗，馀皆折银，名曰轻赍。清因之。每年正兑米一石，江西、两湖诸省加耗四斗六升或六斗六升，锐米皆一斗。加耗四斗六升者，则以三斗随船作耗，而以连锐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加耗六斗六升者，则以四斗随船作耗，而以连锐三斗六升折银一钱八分，谓之三六轻赍。江苏、安徽每石加耗五斗六升，锐米一斗，除四斗随船作耗，而以馀米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谓之二六轻赍。山东、河南每石加耗三升，锐米一斗，除二斗五升随船作耗，馀米一斗六升折银八分，谓之一六轻赍。其改兑止有耗米，或三斗二升至一斗七升不等，止给本色随船作耗，而以存米二升易银一分，谓之折易轻赍。均每升折徵银五釐，解仓场通济库。康熙四十七年，令每年江南等省额解轻赍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内除山东、河南、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等省额解银二十四万六千九百馀两，仍留通济库应用，其苏松粮道所属额解银十三万七千馀两，径解户部。如仓场不敷，得咨行户部支发。寻分拨苏松粮道所属额解轻赍银五万分解通济库备用。用此项轻赍银，例应兑漕通以济运务，外此有席木竹板等存，皆随漕交纳，其尺寸长短广狭，均有定制。
道光二十九年，两江总督李星沅奏南漕改折，户部定价太轻，开不肖州县浮勒之端。江苏巡抚陆建瀛亦言其不便。遂罢改徵折色。同治四年，曾国籓、李鸿章请将江苏镇洋、太仓二州县漕粮改徵折色，不许。光绪十年，翰林院侍读王邦玺疏陈丁漕有五弊、三难、五宜、三不可。是时直省丁漕积欠频仍，故邦玺以为言。二十三年，侍讲学士瑞洵言南漕改折，有益无损。先是江、浙漕米，除河运十二三万石外，岁约海运百二十馀万。二十年，办理海防，江、浙各省各折十之五六。翌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拟令苏省州县收折收本仍其旧，而由官全行折解。部令仍运本色。张之洞复奏，苏漕全折，岁可省运费八十万，浙江全折，两湖采买全停，剥船挑河各费、漕职卫官各项，均可酌减，岁可省百五十万。嗣户部以库储支绌，请将江苏海运漕粮暂减运三十万石，得银九十八万馀两。奕劻等奏言：“南漕岁有定额，兵民生计攸关，京师根本重地，尤须宽为储备。言者动称折漕岁五六百万，实则不过百馀万有奇，似不宜轻议更张。”从之。
漕粮之外，江苏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浙江嘉、湖两府，岁输糯米于内务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禄之需，谓之白粮。原额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耗米，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每石加耗三斗，以五升或三升随正米起交，馀随船作耗，共二万七百七石有奇；嘉、湖二府每石加耗四斗，以五升或三升随正米起交，馀随船作耗，共万三千四百八十八石有奇。康熙初，定白粮概徵本色，惟光禄寺改折三万石，石徵银一两五钱。十四年，议定江南白粮仿浙省例，抽选漕船装运，每船给行月粮米六十九石三斗，银五十六两七钱六分。经费银，浙江旧例四百五十七两一钱一釐，议减去银百二十六两二钱四分、米二十八石。嗣以运漕、运白事同一体，裁江、浙白粮经费，仿漕粮之例，支给行赠银两。至白粮悉系包米运送，并无折耗，俟抵通照例交收。
先是江、浙输将白粮二十二万馀石，太常寺、光禄寺各宾馆需用二千馀石，王公官员俸约需十五六万石，内务府、紫禁城兵卒及内监食用需一万石，尚馀五万石。乾隆二年，高宗谓：“光禄寺等处收支，原以供祭祀及宾馆之用，在所必需。其王公百官俸米，应用白粮酌减其半，以粳米抵充。至赉赏禁城兵卒及内监米石，应将白粮易以粳米，以纾民力。”自是实徵白糯不过十万石有奇矣。又准松江、太仓额徵白糯，改徵漕粮，即在派运白米十万石内通融盈缩，以均应减应运之数。浙江向不产糯，白粮中糯米一项，随漕统徵糙粳，官为易糯兑运。两省白粮经费前已议裁，至是复照旧例徵收。江苏徵银十八万六千九百八十五两有奇，米万八千八百八十九石有奇，舂办米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九石有奇，浙江徵银四万五千七十五两有奇，米三千九百六十九石，舂办米万三千二百九十石有奇，共实徵银二十三万二千六十一两，米五万五千七百四十八石有奇。除给运弁运军、并解通济库为运送京、通各仓脚价之用，馀银及米折，均造册送部酌拨。逮嘉庆中，白粮经费，江苏徵银六万馀两，米及舂办米各万馀石，浙江徵银五万馀两，米三千馀石，舂办米万馀石，共实徵银十一万四千五百十八两有奇，米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石有奇，较之乾隆时经费银所减又逾半矣。
江、浙之运白粮也，初沿明代民运之制。嗣以临期雇募民船，时日稽迟，改行官运；仍不便民，乃令漕船分带，以省官民之累。康熙三年，定浙江行漕带法，需船百二十六艘，于漕帮内抽出六十二艘装运，增造六十四艘并入佥运，后江苏亦踵行之。每船装运五百石，择军船殷实坚固者装运，五年一易。制定每年未兑之前，责令粮道赴次查验，如运军力疲、船不坚固者，别选殷军补运。十六年，漕运总督瑚宝奏：“江苏运白粮船向例五年更调，但为时过久，请依漕船三年抽调例，定运白三年即行另选。”从之。江、浙两省运白粮船，原定苏州、太仓为一帮，松江、常州各为一帮，嘉兴、湖州各一帮，领运千总每帮二，随帮武举一。改行官运后，以府通判为总部，县丞、典史为协部，吏典为押运。旋裁押运。后白粮改令漕船带运，复裁总、协二部。苏、松、常每府增设千总二，更番领运，每帮设随帮百总一，押趱回空。浙江增设千总四、随帮二，苏州、太仓仓运白粮船，原定百十八艘，船多军众，分为前后两帮，增设千总二、随帮一。白粮减徵后，并两帮为一，其千总随帮悉予裁减。
清初，都运漕粮官吏，参酌明制。总理漕事者为漕运总督。分辖则有粮储道。监兑押运则有同知、通判。趱运则有沿河镇道将领等官。漕运总督驻淮南，掌佥选运弁、修造漕船、派拨全单、兑运开帮、过淮盘掣、催趱重运、查验回空、覈勘漂流、督催漕欠诸务，其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广七省文武官吏经理漕务者皆属焉。粮道，山东、江安、苏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一。河南以开归盐驿道兼理。粮道掌通省粮储，统辖有司军卫，遴委领运随帮各官，责令各府清军官会同运弁、佥选运军。兑竣，亲督到淮，不得委丞倅代押。如有军需紧要事件，须详明督抚、漕臣，方许委员代行其职务。
监兑，旧以推官任之。推官裁，改委同知、通判。山东以武定同知，东昌清军同知，济南、兗州、泰安、曹州四通判，济宁、临清两直隶州同；河南以归德、卫辉、怀庆三通判；江南以江宁、苏州督粮同知，松江董漕同知，凤阳同知，苏州、扬州、庐州、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常州八管粮通判，太仓州临时添委丞倅一；浙江以湖州同知，杭州局粮通判，嘉兴通判；江西以南昌、吉安、临江三通判；淮北、湘南每年于通省同知、通判内详委三员，监兑。江西、湖广、安徽监兑押淮之员寻裁。
凡开兑，监兑官须坐守水次，将正耗行月搭运等米，逐船兑足，验明米色纯洁，面交押运官。粮船开行，仍亲督到淮，听总漕盘验。粮数不足、米色不纯者，罪之。道、府、不揭报，照失察例议处。意存袒护，照徇庇例议处。
押运本粮道之职，但粮道在南董理运务，无暇兼顾。江、浙各粮道，止令督押到淮盘验，即回任所。总漕会同巡抚遴委管粮通判一，专司督押，约束运军，防范侵盗攙和等弊。山东、河南通判各一，江南七，浙江三，江西二，湖北、湖南各一。后因通判官卑职微，复令粮道押运。其漕船回空，仍令通判管押。过淮必依定限，如有迟误，照重运违限例议处。江南、浙江、江西寻复通判押运之制。
押运同知、通判抵通后，出具粮米无亏印结，由仓场侍郎送部引见。粮道押运三次，亦准督抚咨仓场侍郎送部引见。其员弁绅董随同押运到通，并准择尤保奖，以昭激劝。其后各省大吏往往藉漕运保举私人，朝廷亦无由究诘也。
淮北、淮南沿河镇道将领，遇漕船入境，各按汛地驱行，如催趱不力，听所在督抚纠弹。江南京口、瓜洲渡江相对处，令镇江道督率文武官吏催促，并令总兵官巡视河干，协催过江。总兵裁，改由副将管理。雍正三年，巡漕御史张坦麟条上北漕事宜：一，自通抵津，沿河旧汛窎远，请照旱汛五里之例，漕船到汛，催漕官弁坐视阻抵不行申报者，依催趱不力例参处；一，沿途疏浅约十三四处，坐粮难以兼顾，请交各汛弁率役疏通，应销钱粮，仍令坐粮管理。从之。巡漕御史伊喇齐疏劾河南粮道提催之弊，巡抚尹继善亦疏请革除各州县呈送监兑押运官役陋规。凡漕船回空到省，未开兑之前，责成本省巡抚及粮道，既开兑出境，则责成漕督及沿途文武官吏，抵津后，责成仓场侍郎、坐粮及天津总兵、通州副将，严行稽查。有违犯者，捕获惩治。
四十八年，漕督毓奇言：“各省督押，惟山东粮道抵通，馀祗押抵淮安。嗣后各省重运，俱令粮道督押本帮至临清，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即行回任。其自临清抵通，概令山东粮道往来催趱。山东运河，每年十一月朔煞坝挑浅。开坝之日，以南省漕船行抵台庄为准。微山等湖收蓄众泉，为东省济运水椟，不许民间私截水源。徬河遇春夏水微，务遵漕规启闭。漕船到徬，须上下会牌俱到，始行启板。如河水充足，相机启闭，以速漕运，不得两徬齐启，过泄水势。其在江中偶遇大风，原可停泊守候，而催漕官吏惟知促迫，军船冒险进行，恆有漂没之虞。回空之船，管运员及运丁等恆意存怠玩，或吝惜雇价，将熟习舟子遣散，留不谙驾驭之人，而押运员弁每先行回署，并不在船督率，往往有运船失风之事。”上谕饬“沿途各员催趱，应察风色水势，毋得过于急迫，至涉险失事，亦不得因此旨遂任意逗留，致逾定限”。初，运河中铜铅船及木排，往往肆意横行，民船多畏而让之。粮船北上，亦为所阻。至是令巡漕御史转饬沿途文武员弁，将运漕船催趱先行，馀船尾随，循次前进，恃强争先、不遵约束者，罪之。
领运员弁，各省粮船分帮，每帮以卫所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一人随帮效力。顺治六年，奏定就漕运各卫中择其才幹优长者授职千总，责其押运，量功升转，挂欠者治罪追偿。其后裁卫所外委百总，改为随帮官。康熙五十一年，拣候选千总三十员，发南漕标效力，如有领运千总员缺，听总漕委署押运，果能抵通全完，仓场总督咨送兵部，准其即用。拣选武举，候推守卫所千总有原补随帮者，可在总署处呈明，遇缺准其顶补，三年无误，以卫千总推用。雍正二年，漕运总督张大有奏称山东、河南轮运蓟州、遵化、丰润官兵米石，沿途管押及回空催趱，例责成押运通判，请添设蓟粮千总二，更番领运，从之。各卫既有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分为押重押空，一重运费二三千金，一空运费浮于千金，帮丁之脂膏竭，而浮收之弊日滋矣。嘉庆十二年，谕漕督不得多派委员，并禁止运弁等收受餽赠。十四年，巡漕御史又请大加减省。自咸丰三年河运停歇，船只无存，领运之名亦废。
巡漕御史本明官，顺治初省。雍正七年，以粮船过淮陋规甚多，并夹带禁物，遣御史二，赴淮安专司稽察。粮船抵通，亦御史二稽察之。乾隆二年，设巡漕御史四：一驻淮安，巡察江南江口至山东交境；一驻济宁，巡察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一驻天津，巡察至山东交境；一驻通州，巡察至天津。凡徵收漕粮，定限十月开仓，十二月兑毕。惟山东临清徬内之船，改于次年二月兑开，依限抵通，徬外之船，仍冬兑冬开。乾隆间，令徬内徬外一律春兑春开，从漕督杨锡绂请也。嘉庆四年，谕曰：“冬兑冬开，时期促迫。嗣后东省漕粮，仍照旧例起徵，运赴水次，立春后兑竣开帮，翌年改为冬兑春开。”十五年，令徬河内外帮船，照春兑春开例办理。江北冬漕，定于十二月朔开兑，限次年二月兑竣开行。
凡漕兑，首重米色。如有仓蠹作奸，攙和滋弊，及潮湿霉变，未受兑前，责成州县，既受兑后，责在弁军，覈验之责，监兑官任之。如县卫因米色争持，即将现兑米面同封固，送总漕巡抚查验，果系潮湿攙杂，都令赔换筛飏，乃将米样封送总漕，俟过淮后，盘查比较，分别纠劾。然运军勒索州县，即借米色为由。州县开仓旬日，米多廒少，势须先兑。运军逐船挑剔，不肯受兑，致粮户无廒输纳，因之滋事。运军乘机恣索，或所索未遂，船竟开行，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及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通关出自尖丁。尖丁者，积年办事运丁也，他运丁及运弁皆听其指挥。尖丁索费州县，不遂其欲，则靳通关不与，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运军运弁沆瀣一气，州县惟恐误兑，势不得不浮收勒折以供其求。上官虽明知其弊，而惮于改作。且虑运军裁革，遗误漕运，于是含容隐忍，莫之禁诘。州县既多浮收，则米色难于精择。运军既有贴费，受兑亦不复深求。及至通州，贿卖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潮湿不纯之弊，率由于此。积重难返，而漕政日坏矣。乾隆间，漕运总督顾琮条上筹办漕运七事：一，州县亲收漕粮，以免役胥藉端累民；一，杜匿富佥贫包丁代运之弊；一，受未开之帮船催令速行；一，粮船过淮后，分员催趱，以速运漕；一，河道旧有横浅，豫为疏濬，以免阻滞；一，各闸俱照漕规，随时启闭，江、广漕船携带竹木，限地解卸；一，回空三升五合馀米，速给副丁，以济回时食用。诏从其议。
各省漕粮过淮，顺治初，定限江北各府州县十二月以内，江南江宁、苏、松等处限正月以内，江西、浙江限二月以内，山东、河南限正月侭数开行。如过淮违误，以违限时日之多寡，定督抚粮道监兑推官降罚处分。领运等官，捆打革职，带罪督押。其到通例限，山东、河南限三月朔，江北四月朔，江南五月朔，江西、浙江、湖广六月朔。各省粮船抵通，均限三月内完粮，十日内回空。仓场定立限单，责成押帮官依限到淮，逾限不能到次，照章纠劾。
承平日久，漕弊日滋。东南办漕之民，苦于运弁旗丁，肌髓已尽，控告无门，而运弁旗丁亦有所迫而然。如漕船到通，仓院、粮、户部云南司等处投文，每船需费十金，由保家包送，保家另索三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敛。至于过坝，则有委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须十馀金。交仓，则有仓官常例，并收粮衙署官办书吏种种需索，又费数十金。此抵通之苦也。逮漕船过淮，又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费用。总计每帮漕须费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此过淮之苦也。从前运道深通，督漕诸臣只求重运如期抵通，一切不加苛察。各丁于开运时多带南物，至通售卖，藉博微利。乾隆五十年后，黄河屡经开灌，运道日淤，漕臣虑船重难行，严禁运丁多带货物，于是各丁谋生之计绌矣。运道既浅，反增添夫拨浅之费，每过紧要闸坝，牵挽动须数百人，道路既长，限期复迫，丁力之敝，实由于此。虽经督抚大吏悉心调剂，无如积弊已深，迄未能收实效也。
各省漕船，原数万四百五十五号。嘉庆十四年，除改折分带、坍荒裁减，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每届修造十一，谓之岁造，其升科积缺漂没者，谓之补修改造，限以十年。至给价之多寡，视时之久暂、地之远近为等差。造船之费，初于民地徵十之七，军地徵十之三，备给料价。不足，则徵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有可加修再运者，量给加修银，仍令再运。按年计算，旧船可用，不验明驾运，督抚查实纠劾。司修造漕船各官，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或该管官督催不力，及朽坏船不估价申报，均降罚有差。
直隶、山东、凤阳地不产木，于清江关设厂，由船政同知督造。江宁各帮共船千二百馀，亦于清江成造。自仪徵逆流抵淮，四百馀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县官急于考成，旗丁利于诈索，船未到即行交兑，名曰转廒，于是赠耗、使费、赔补、苛索诸弊日滋，运军苦之。嗣裁船政同知，统归粮道管理，令运军支领料价赴厂成造，不敷，即于道库减存漕项银内动支。徐州卫、河南后帮漕船，向亦在清江船厂成造，驾赴河南水次兑粮，程途辽远，易误兑限。寻改在山东临清设厂成造。遇满号之年，令各军于江、安道库银内领价成造。其济南前帮，则在江南夏成镇成造，嗣又改于临清胡家湾设厂。
船成查验之法九：一验木，二验板，三验底，四验樑，五验栈，六验钉，七验缝，八验舱，九舱头梢。山东各帮于额运漕船外，向设量存船三十。江苏扬州亦有量存船二十四。先后议裁，并将扬州卫应裁之船，抵补江、兴二卫贫疲军船。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上漕船变通事宜：一，漕船当大造之年，遇有减歇，即停造一年，与先运之船年限参差，将来无须同时配造；一，赔造之船已出运多次，恆欠坚固，嗣后将赔造接算原船，已满十年尚能出运者，准其将船在通售卖；一，满号之船，向俱分年抽造，其中坚固者，交总漕择令加修，出运一次，许其流通变卖。从之。二十九年，漕督杨锡绂言：“各省漕船当十运届满应行成造之年，如运粮抵通，准在通变价。再买补之船未经满运，或中途猝遇风火，请准就地折变。”诏从其议。大河、淮安等帮漕船，恆有遭风沈溺之事。阿桂奏称，因船过高大，掉挽维艰所致，请较原定尺寸酌量减小。嘉庆十五年，复酌减江、广两省漕船尺寸。运丁利于揽载客货，船身务为广大，不知载重则行迟，行迟则壅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经旬者；兼之强拏剥运，捶挞交加，怨声载道，不仅失风之虞也。十七年，以浙省成造漕船赔累日甚，每船除例给二百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馀两，以纾丁力。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年糜国帑数十百万。及其出运，勒索于州县者又数十百万。催趱迎提，终岁劳攘，夹带愈多，虽苏、松内河，亦无岁不剥运。剥运仍责舟于沿途，甚至拦江索费，夺船毁器，患苦商民，抗违官长，以天庾为口实，援漕督为护符，文武吏士，畏其势焰，莫或究诘。
凡漕船载米，毋得过五百石。正耗米外，例带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加增四十，共为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土宜二十石。嘉庆四年，定每船多带土宜二十四石。屯军领运漕粮，冬出冬归，备极劳苦，日用亦倍蓰家居，于是有夹带私货之弊。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说，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货物辐辏之处，逗留迟延，冀多揽载，以博微利。运官利其餽献，奸商窜入粮船，藉免国课。其始运道通顺，督漕诸臣不事苛察。逮黄屡倒灌，运道淤浅，漕臣严申夹带之禁，丁力益困。
当商力充裕时，军船回空过淮，往往私带盐斤。漕运总督张大有条上六事：一，长芦、两淮产盐之处，奸民勾串灶丁，私卖私贩，伺回空粮船经过，即运载船中，请严行禁止，违者俱依私盐例治罪；一，粮船回空时，请于瓜洲、江口派瓜洲营协同员搜查；一，运司等官拏获私盐，请依专管兼辖官例议叙；一，随帮官专司回空，有能拏获私盐三次及帮船三次回空无私盐事者，以千总推用；一，每船量带食盐四十斤，多带者以私盐例治罪；一，例带土宜之外，包揽商船木筏者，照漏税例治罪，货物入官。自是禁网益密矣。帮丁困苦，爰有津贴之议。江苏漕船，以松江帮丁力为最疲。定例松、太等属每船津贴银三百两，旋加为五百两。帮丁视为额给之项，仍欲另议津贴，开船迟延，州县恐贻误获谴，恆私饣鬼之，以致津贴日增，流弊无已。
漕运抵通及遇浅，皆须用剥船。清初设红剥船六百艘，每船给田四十顷，收租赡船，免其徵科。近畿州县距河甚远，恆雇觅民船，河干游民藉之邀利，及接运漕粮，往往有盗卖攙和之弊，甚有盗卖将尽，故倾覆其船，逮运官查明，仍责地户赔偿，倾家荡业。又领船船户例受天津钞关部差管辖，每岁河冰未泮之日，部差催促过堂守候，莫不有费，苦累实甚。三十九年，裁红剥船，依原收租数分派各省，于漕粮项下编徵，解粮道库支发。乾隆二年，定每船给红剥银二两，由随帮千总领发，漕船遇浅，由运军自雇民船，坐粮酌定雇价。十三年，增设★船六十艘，造船及用具夫役工食，均于红剥银内支用，馀仍分给运军。南粮入北河后，官为雇船剥运，粮艘未到，剥船先期预备，守候累日，且有妨商盐挽运。五十年，谕令另造剥船，南粮抵北河，即剥运赴通，嗣后毋得封固民船，致滋扰累，违者罪之。寻议定官备剥船千二百艘，发交附近沿河天津等十八州县收管，如有商货盐斤，许其揽载，四月以后，调赴水次，毋得远离。翌年复添造三百只，交江西、湖广成造，运送天津，与原设剥船在杨村更番备剥。豫、东二省，因水浅阻滞，定造剥船三百艘，交德州、恩、武城、夏津、临清五州县分管。
清初沿明卫所之制，以屯田给军分佃，罢其杂徭。寻改卫军为屯丁，毋得窜入民籍，五年一编审，粮道掌之。康熙初，定各省卫所额设运丁十名。三十五年，定漕船出运，每船佥丁一名，馀九名以谙练驾驭之水手充之。凡佥选运丁，佥责在粮道，举报责卫守备，用舍责运弁，保结责通帮各丁。寻佥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雍正初，免文学生员佥运。先是江苏按察使胡文伯以江、安十卫去苏、松水次遥远，遇有应更换之丁，运官赴卫查佥，往返须时，请预佥备丁，造册送粮道，转送总漕备案。经户部议准。漕督杨锡绂上疏争之，略言：“预佥閒丁，其不必者有二，不便者有二。各省卫帮，贫富不等。殷富之帮，本无俟閒丁预备；贫乏之帮，遇有应换之丁，百计搜查，求一二殷丁且不可得，安有数十閒丁可以预备？其不必一也。又殷实军丁，生计粗裕，猝遇收成歉薄，一二年或即转为贫乏，今既佥选註册矣，设需用之时，已经贫乏，是仍以疲丁应选，其不必二也。至送粮道点验，仆仆道途，废时失业，不便一也。卫所州县书吏，喜于有事，富者贿脱，贫者受佥，不便二也。请停止预选閒丁註册。”从之。
旧制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顷。其后丁地半归民户，运丁生计贫乏，经户部行文清查，不许民间侵占。乾隆初，巡漕御史王兴吾奏：“屯田籍册年久散失，无可稽考。亦有册籍仅存而界址难于徵实，或军丁典佃于民，而展转相售、屡易其主者。清田归运，徒滋扰累。盖津贴之举已成通例，民出费以赡丁，丁得项以承运，相沿既久，无碍于漕。况丁得田不能自耕，势必召佃收租，是与未赎时之津贴同一得项承运，未见有益也。”二十五年，锡绂奏：“漕运之有疲帮，实缘运丁债负为累。浙江之金、衢、严、温、处、绍、台、嘉等帮，江南之江、淮、兴、武、凤阳、大河等帮，债欠尤多，帮疲益甚。欲除私负之累，莫若出借官帑。请于浙江江、安道库各提银六万两，专备疲帮领借。每岁督运道员，查按沿途及抵通需用银数，提交押运，至期散给，于次年新运应领项下扣还，俟疲帮渐起，奏明停止。
各省州县卫帮承佥运丁，均以奉文派佥日起，限两月佥解，并查明田地房产，造册送总漕存案。设有亏短挂欠，令其赔补。若佥派后实系卖富差贫，或弃船脱逃，或重佥已革之丁，以及徇情出结、将军丁改入民籍者，承佥之员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其上司照失察例议处。从漕督毓奇请也。道光十三年，给事中金应麟奏：“江、浙内河一带漕船，讹诈商民，有买渡、排帮等名目。州县以兑米畏其挑剔，置若罔闻，滞运扰民，为害甚大。”诏林则徐、富呢扬阿严行查禁。
运军往来淮、通，终岁勤苦，屯田所入有限，于是别给行月钱粮资用，其数各省不一。江南运军每名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八石至十二石。浙江、江西、湖广行粮三石，月粮九石六斗。山东行粮二石四斗，月粮九石六斗。其通、津等卫协运河南漕船运丁行月之数，与山东同。各省领运千总等官，于廪俸外多有兼支行粮者。行月二粮，旧时本少折多，且折价每石不过三四五钱，各处官丁常有偏枯之控。诏令漕督议定查照岁支行月旧额本折各半，折色照漕欠每石银一两四钱，永著为令。康熙二十九年，行月钱粮设立易知由单，列明应给各项钱粮，丁各一纸，照款支给。如官役剋扣婪索，许本丁将事由载单内，于过淮时陈控。
雍正元年，覆准运船到次，先将本色行月钱粮于三日内给发折色银，由卫守备出具印领受，领运千总钤章，解道验明，以半给军，半封固，粮道赉淮，由总漕监发，愆期迟延者罪之。乾隆五年，议定运丁于解淮验给一半钱粮内，酌留回空费用，数多者扣留三之一，少者酌扣八两，令粮道另行封兑，于过淮时交随运官弁收领，俟抵通交粮后，给发各丁。缘各省漕船回空，每因资斧缺乏，不能及时抵次也。十年，漕督顾琮上言：“粮道所押帮船，多少不同，兑开复有迟早，必俟最后之帮开竣，方得赴帮督察，而首进之帮，又不免守候领银之累。请仍令粮道兑准封给领运千总，解淮呈验散给。”从之。
凡漕船停歇，月粮减半给发，民船停运，给月粮原额四之一。三十年，车驾南巡，截留江、浙二省冬兑漕粮各十万石，减歇之船，于应给月粮外，加恩再给十之二，以示体恤。运军月粮，遇闰按月本折均平支给，寻罢。嗣以闰月钱粮乃计日授食，各军春出冬归，停支一月，不免枵腹。山东、河南、浙江、江宁、凤阳等卫闰月有粮，仍照原额支给。山东、浙江及苏、太等卫，遇闰各有额编加徵银，江、兴等卫无之，遇闰于道库减存银内支用。江西、湖北、湖南系按出运船米之数支给。河南遇闰亦无加徵银，向准山东等省一例支给，经部驳追，寻准其照支。
各省运军名数参差不齐。江、浙每船十一二名不等。嗣议定每船概以十军配运，按名支给行月。安庆卫旧系按漕用军按名派行月二粮。自画一裁减后，每船祗用十军，而所载漕粮则倍于他船，应仍按粮支给行月。山东德州等卫有自雇民船装运漕粮者，一体支给行月钱粮。江宁省卫无赡运屯田，遇有减存，同出运之船支给安家月粮。江淮、兴武二卫，原减驾军二名，准其复设，派给行月二粮，例由布政司行文各府州县支领，每船餽遗书吏六七金不等，否则派拨远年难支钱粮及极远州县，而州县粮书又有需索，每船约二三金不等。十金之粮，运丁所得实不及半也。
漕粮为天庾正供，司运官吏考成綦严。顺治十二年，定漕、粮二道考成则例。经徵州县卫所各官，漕粮逾期未完，分别罚俸、住俸、降级、革职，责令戴罪督催，完日开复。康熙二年，议定随漕行月、轻赍各项钱粮，总作十分计算，原参各官限一年接徵，而接徵之员止限半年，殊未平允。嗣后接徵官限一年，粮道、知府、直隶州一年半，巡抚二年。如仍不完，照原参分数议处。其经徵督催白粮各官考成条例，悉与漕粮同。白粮项下减存经费银不得擅用，违者题参，并勒令赔缴。粮道完储钱粮，春秋造册达部，候拨解京饷。年终及离任日，籓司盘查出如有侵亏，揭报巡抚题参。
凡漕欠，无论多寡，均发各粮道严追，承追官吏严查本弁本军产业，估计变售偿补。如运军侵粮逃逸，报明户部，行文总督提究。挂欠米石，追完补运，与本帮原欠米不符者，将过淮不驳换之总漕及督漕、承运各官并采买搭运之员，一并纠劾。其运到之米，按数收用，以免累及运军。承平日久，法令日弛，粮道及监兑、押运官既不亲临水次，粮船抵淮，漕总复不严行稽查，于是弁军任意折银，沿途盗卖，抵关时遂多挂欠矣。
四十五年，令嗣后耗赠漕截等银米，暂存粮道仓库，俟回空时，仓场查明，按其挂欠数扣抵。不足，以行粮抵补。旋议定挂欠漕粮不及一分至六分之弁军治罪，总漕、粮道按所欠分数议处，并将所欠漕粮，由总漕、粮道及监兑、押运、佥丁、卫所各官至运丁，分别担任，均限定期内偿还。不完，总漕、粮道交部议，运官、运军分别治罪，仍责成总漕、粮道赔偿。全完者，优叙。
粮船抵通起卸漕米，例买别帮馀米抵补。雍正三年，奏准嗣后漕米如有不足，即分别参处偿还，不得以别帮馀米买补。其运军日用馀米，许其售卖，馀并禁阻。
漕船经涉江湖，偶遇风涛漂没，沿途催趱各官，及汛地文武官，亲临勘验出结，总漕及巡抚覆勘奏免。若军弁诈报漂没，及漂没而损失不多，乘机侵盗至六百石者，拟斩；不及六百石，充发极边，漕米按数赔缴。文武官遇漕船沈溺，不将情由申报，押运官弁巡查不谨，致失火焚毁者，俱降一级调用。地方官不协救，延烧他船者，罚俸一年。雍正初，奏准漕船在内河失风漂沈者，不许豁免，押运官弁照失于防范例，罚俸一年。如有假捏，严加治罪，出结官弁，从重议处。凡海洋江河遭风漂没，领运弁军幸获生全者，照军功保守在事有功例，晋级赐金。其漂没身故者，官弁照军功阵亡例，分别准廕加赠，运军给予祭葬银。
乾隆七年，议定漕船失风火灾，船未沉没，无论已未过淮，即令修固复载抵通。如已被沈难戽者，雇民船载运，随帮过淮盘验抵通。如失事在过淮以后，黄河中流，民船难募，令先分通帮带运开行，沿途仍雇觅民船装载。通帮各丁，出具互结，稍有亏欠，责令偿补。江、广漕船失风沈溺，如果不堪戽修，无论已未满号，地方官验明，申报总漕，就近变价，令运弁赉交粮道发给。回空漕船失事亦如之。嗣议准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省买补船艘，如已满号，遇失风事故，就近折变，价银封交员弁携回，由粮道验给各军，以补新漕。漕船遇冰凌迅下，致被损坏，及雷火焚毁，沈失米粮，免其偿补。
各省漕粮，岁有定额，凡荒地无徵者，督抚勘实报免，随漕银米，一例蠲免。灾伤之区，应徵漕粮，及折改漕价，酌量各被灾轻重，分别缓徵、带徵。遇带徵之年，复又被灾伤，分年压徵带补。沿江沿海田地坍没水中者，保题豁免。水旱偏灾民地，例得蠲免，惟应船役，即被灾甚重，仍须供修船雇募等事，不得同邀宽典。康熙三十七年，议定京畿通州、武清、宝坻、香河、东安、永清六州县红剥船户所领地，水旱一体蠲免。水淹田亩，例于岁终确勘，涸前起徵，淹则停免。雍正十年，定淹田漕米照压徵例，俟冬勘后，涸则带徵，淹则豁免。
苏、松、太三属为东南财赋之区，赋额最重。世宗以来，屡议蠲缓，然较之同省诸府县，尚多四五倍或十数倍。道光时，两遭大水，各州县每岁歉蠲减，遂成年例。嗣是徵收之数，除官垫民欠，每年仅得正额之七八或五六而已。军兴以后，两府一州，受害尤酷。同治二年，谕江督、苏抚查明，折衷议减，期与旧额本轻之常、镇二府，通融覈计，著为定额。其绅户把持、州县浮收诸弊，永远禁革。四年，户部遵议：“江苏常、镇、太五属编徵米，系会同漕赠行月南恤局粮等款徵收。应如李鸿章等所奏，无分起运留支，一体并减，酌科则之重轻，视减成之多寡，计原额编徵米豆二百二万馀石，减五十四万馀石。”民困稍舒。曾国籓又请将苏、松地漕钱粮一体酌减。部覆漕项为办运要需，若议覈减，费必不敷，势须另加津贴，于民生仍无裨益。诏令国籓、鸿章仿浙省成例，覈实删减浮收，并严禁大户包揽短交等弊。是年减浙江杭、嘉、湖三属米二十六万馀石。
海运始于元代，至明永乐间，会通河成，乃罢之。清沿明代长运之制。嘉庆中，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涸，令江、浙大吏兼筹海运。两江总督勒保等会奏不可行者十二事，略谓，“海运既兴，河运仍不能废，徒增海运之费。且大洋中沙礁丛杂，险阻难行，天庾正供，非可尝试于不测之地。旗丁不谙海道，船户又皆散漫无稽，设有延误，关系匪细”。上谓“海运既多窒碍，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嬴绌不齐，惟有起剥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暂时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所谓利不百不变法也”。自是终仁宗之世，无敢言海运者。
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輓维艰。吏部尚书文孚等请引黄河入运，添筑闸坝，钳束盛涨，可无泛溢。然黄水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上亦知借黄济运非计，于是海运之议复兴。诏魏元煜、颜检、张师诚、黄鸿杰各就辖境情形筹议。诸臣惮于更张，以窒碍难行入奏。会孙玉庭因渡黄艰滞，军船四十帮，须盘坝接运，请帑至百二十万金。未几，因水势短绌，难于挽运，复请截留米一百万石。上令琦善往查，覆称玉庭所奏渡黄之船，有一月后尚未开行者，有淤阻御黄各坝之间者，其应行剥运军船，皆胶柱不能移动。上震怒，元煜、玉庭、检均得罪。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治道久则穷，穷则必变。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盖滞漕全行盘坝剥运，则民力劳而帑费不省，暂雇海船分运，则民力逸而生气益舒。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至于屯军之安置，仓胥之稽察，河务之张弛，胥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臣以为无如海运便。”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议。时琦善督两江，陶澍抚安徽，咸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乃使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徠商船，并筹议剥运兑装等事。嗣澍言：“现雇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计可运米百五六十万石。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浙江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盘剥费钜，仍由河运。”上乃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天津。复命理籓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经纪人需索留难诸弊。
六年正月，各州县剥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海运水程四千馀里，逾旬而至。米石抵通后，转运京仓，派步军统领衙门文武员弁沿途稽查。沙船耗米，于例给旗丁十八万馀石内动放，所节省耗米六万石，仍随同起运。承运漕粮每石给耗米八升，白粮耗米一斗，以补正米之不足。仍将漕运商耗覈出二成，白粮覈出三成，由津局给价收买，随正交运。漕粮无故短少霉变，于备带耗米内补足；不敷，勒令买补。如有斫桅松舱伤人等事则免之。船户脚价饭米折色并津贴等银，先于受兑后发七成，馀三成交押运员弁，到坝后查无弊端，始行全发。沙船馀米不下十万石，初照南粮例，听天津人照市价收买。嗣以商人希图贱价售买，改由官为收买，其价银由江南委员转发船户，后仍令商船自行售卖。
每届海运期，沿海水师提镇，各按汛地，派拨哨船兵丁，巡防护送，并派武职大员二，随船赴津。上海交兑时，先期咨照浙江提镇水师营出哨招宝、陈钱一带地方，江南提镇水师营出哨大小洋山，会于马迹山，山东总镇出哨成山、石岛，会于鹰游门，以资弹压。山东洋面，责成游击、守备，搜查岛屿，防护迎送。后以邵灿言，停派护送武职大员，责成沿海水师逐程递护。嗣宁、沪商人各置火轮船一，遇新漕兑开行时，分别扼要巡防。
剥船，直隶旧设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拨故城等处，八百艘留杨村，馀千五百艘集天津备用。后雇賝堪装漕粮二百五十石民船五百艘，以备装载。商船首次抵津，先仅府县仓脚庙宇拨卸三十万石，馀令剥船径运通仓。随将天津仓脚庙宇所储漕米运通，无庸转卸北仓，致多周折。至商船二次抵津，如剥船不敷装载，即将米先储府县仓脚庙宇；不敷，再剥储北仓。随令原剥将所储米石侭数运通。剥船足敷装载，即按首次商船办法，不必分储北仓，以归简便。剥船百六十只为一起，由经纪自派人分起押运交仓，押运员役禀报仓场，复驰回续押后起米船。经纪等止须带领斛手到船起卸，如有藉端刁难需索，交地方官从严治罪。
各州县经管剥船，每年例给修艌银五两，三年小修一次，给费二十两，岁终漕竣，逐一挑验，船身坚固者，酌量修艌，如损坏较甚，即核赏估价，所需经费，于道库油艌银项下动拨。封河守冻期内，每船工食银十五两，运米百石，给脚价八两四钱，食米一石一斗五升。嗣每百石加脚费五两。李鸿章因官剥船户贫困滋弊，例定工食银十五两，仅领一半，不敷赡家，请每船由苏、浙漕项内酌贴五两，部格不行。鸿章上疏争之，诏从其议。商船领运漕粮，迅速无误，万石以下给匾额，五万石奖职衔，每次奏保以百二三十人为限。
七年，蒋攸銛请新漕仍行海运。上以近年河湖渐臻顺轨，军船可以暢行，不许。其后各省岁运额漕，逐渐短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二十六年，诏复行海运。二十七年，议准苏、松、太二府一州漕白粮米，自明岁始，改由海运。三十年，复令苏、松、太二府一州白粮正耗米，援照成案，由海运津。咸丰元年，户部尚书孙瑞珍请河海并运。御史张祥晋请将江苏新漕，援案推广常、镇各属及浙江，一体海运。下江督陆建瀛、苏抚杨文定、浙抚常大淳妥议。覆称明年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白粮米，请一律改由海运。浙漕碍难海运，请仍循旧章，从之。二年，建瀛上筹办海运十事，下部议行。是年以浙江漕船开兑过迟，回空不能依期归次，诏来岁新漕改为海运，从巡抚黄宗汉请也。五年，河决铜瓦厢，由张秋入大清河，挟汶东趋，运道益梗。六年，截留江苏应运漕粮二十万石供支兵饷，实运漕白正耗及支賸给丁馀耗米七十五万五千馀石，其歉缓南漕，令各州县依限催徵运通。
同治七年，议试用夹板船装运采买米石，水脚银数悉仍沙船例，给银五钱五分，挽至天津紫竹林，由商董就近寄栈，听验米大臣会同通商大臣验收过剥，所需小船剥价、栈租、挑力，每石给银七分，由商董承领经理。又每石给保险银三分，设有遭风抛失，责令贴补。至每米千石，随耗八十石，备带馀米二十石，剥船食耗米十一石五斗。又每百石给津、通剥价银八两一钱四釐，通仓个兒钱折银二两，均照海运正漕采买各案办理。是年以津沽河面狭隘，常有沈船失米之虞，于大沽增设海运外局。
九年，浙江巡抚杨昌濬奏：“浙省来岁新漕，酌拟海运章程十四条：一，委员分办，以专责成；一，新漕仍由上海受兑放洋，白粮仍循案装盛麻袋，首先运沪；一，宽备海运商船，并由苏省多拨沙船，移浙济用；一，经耗等米，仍照数支给，商耗饬带本色并馀耗申糙等米搭交仓；一，增给天津剥船耗米，以弥亏欠；一，津、通经费，照案备带，䎬羡等款，仍按数抵解；一，商船准带砲械，并由商捐轮船护送，仍责成沿海水师实力巡防；一，天津交米后，循旧责成经纪，续到之船，仍由天津道验收；一，循案加增海运经费；一，米船到津，应多添排数，宽备剥船；一，商船水脚等项，照案核给，并二成免税，酌定赏罚；一，商船二成免私之货，仍以米石计斤，所带竹木，照案免税；一，商船回空载货，照向章免税；一，米船抵津交卸，严禁经纪斗斛剥船需索浮费。”下部议行。十年，鸿章言：“剥船守候苦累，每载米百石，请加给脚价银五两，并另筹运白粮民船守候口粮银万二千两，由苏、浙粮道库漕项内拨解；不敷，则由司库通融借拨。”
十一年，昌濬请以轮船运漕，从之。轮船招商，由商人借领二十万串为设局资本，盈亏悉由商任之。购坚捷轮船三艘，每年拨海运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仍照向章办理。轮船到津，命直督筹备剥船转运，并会同仓场侍郎临栈查验，仍仿照白粮例，由江、浙抚道运通交纳，以杜折耗偷漏。轮船协运江、浙漕粮，签明某省漕白粮米字样于米袋之上。粮米上栈时，由沪局派员监兑；兑竣，即由轮船商局给收米回文，以后装船起运，俱由商局覈办，沪局不再与闻。其栈费夫力，亦由商局任之。凡漕粮派装轮船，轮船商局酌委执事，会同沪局详验，米色乾洁，方行收兑，交轮局押赴浦江东栈斛收。抵津，饬津局各员董提前验收，以免壅滞。轮船每艘载米三千石，填发连单，由津局稽核，一切领银领米等结悉罢之。轮船运米，由上海道填给免税执照，并援例得酌带二成货物。其洋药及二成之外另带货物，仍须纳税。
乔松年奏山东境内黄水日益汎滥，运河淤塞，拟因势利导，俾黄水先驱张秋。其张秋南北，普行挑濬，修建徬坝以利漕。丁宝桢、文彬奏请挽复淮、徐故道。事下廷臣会议。复称铜瓦厢决后，旧河身淤垫过高，势不能挽复淮、徐故道。至借黄济运，筑堤束水，与导卫济运之法同一难行。鸿章奏请仍由海道转运，令各省酌提本色若干运沪，由海船解津，馀照章折解，以节运费。并随时指拨漕折银两采买接济，并请停止河运采买粮石，推广海运。仍下部议。先是江北漕粮，由河运通，至是亦试办海运。十三年，奏准江西在沪采买漕粮八万石，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每石脚价银二两七钱。光绪元年，湖南漕粮采办正耗米二万三百四十五石，湖北采办三万石，均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江西、湖南寻停。
宝桢奏运河废坏，莫非黄水之害，治运必先治黄。应先将微山湖之湖口双闸及各减闸，迅速修砌，及时收蓄，以保湖潴；运河正身亦须量为疏濬.嗣桂清、毕道远、广寿、贺寿慈等亦以筹款修复运河为请。黄元善复称：“自黄河北徙，运河阻滞，改由海运，原属权宜之计。当时奏定江苏漕额，以河运经费作为海运支销，每石不得过七钱。嗣以经费不敷，迭次请增。江苏所加，距一两不远，浙江已加至一两，较道光二十八年、咸丰二年海运经费尚有节省归公者，大相迳庭。且海运历涉重洋，风波靡定，万有不测，所关匪细。河运虽迂滞，而沿途安定，经费维均。自各省以达京仓，民之食其力者，不可数计。裕国利民，计无善于此者。现停运未久，及时修复，尚属未晚。再迟数年，河道日淤，需费更钜。臣以为河运迂而安，海运便而险，计出万全，非复河运不可。”上命河督、漕督及沿河各督抚筹画具奏。沈葆桢疏驳桂清、毕道远等请将有漕省分酌提漕项及将海运粮石分出十数万石改办河运之议，并力言“河运决不能复。运河旋濬旋淤，运方定章，河忽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路亦随为转移。而借黄济运，为害尤烈。前淤未尽，下届之运已连樯接尾而至，高下悬殊，势难飞渡。于是百计逆水之性，强令就我范围，致前修之款皆空，本届之淤复积。设令因济运而夺溜，北趋则畿辅受其害，南趋则淮、徐受其害，亿万生灵，将有其鱼之叹，又不仅徒糜巨帑无裨漕运已也”。七年，令直督饬招商局有协运漕粮时，酌分道员驻津验兑，并责成粮道严督治漕事人员，兑米时加意查察。因招商局协运江、浙漕粮，有攙杂破碎诸弊故也。
十年，法人构衅，海运梗阻。太常卿徐树铭言：“漕粮宜全归河运，请于运道经行处疏濬河流，修治闸坝，并选雇民船以济运。”明年，曾国荃言：“来年河运酌添江苏漕粮五万石，并将邳、宿河道淤浅处，酌估挑濬.”从之。卢士杰言：“郑州黄河漫口夺溜，山东运河十里堡门外积淤日宽，回空漕船，不能挽抵口门。现宁、苏新漕待船装载，邳、宿挑淤筑坝，必待空船过竣，方可兴工。”上命迅饬疏濬积淤，俾漕船早日南下。十五年，从山东巡抚张曜请，改拨海运漕米二十万石仍归河运。曾国荃、黄彭年奏：“江、安河运米石，业经截留充赈。苏属河运漕米十万，前已改归海运，各州县起运，均已抵沪，骤改河运，窒碍难行。且雇船将近千艘，亦非旦夕可致。请俟本年冬漕，再行遵旨提前河运，以期规复旧章。”制可。
十九年，北运河上游潮、白等河狂涨，水势高于堤颠数尺，原筑上堰，俱没水中，运河水旱大小决口七十馀处，由津运京米麦杂粮千数百艘，在杨村阻浅，命鸿章将各口门堵合，并疏濬河身，停蓄水势，以利舟行。二十二年，王文韶奏：“南漕改行海运，惟江北漕粮仍由河运，复于苏、松项下提拨米十万石并入河运。船多道远，自黄入运，自运入卫，节节阻滞，船户穷无复之，窃米攙水，诸弊丛生。本年漕船到津，较昔已迟二三月，诚恐有误回空。已饬并程催趱，剋日兑收。但此次截留江北漕米五万石，米色尚佳。江苏五万石，米色参差，甚或蒸变，剔除晾曬，几费周章，盖运受黄病，已非人力所能挽救。拟请自本年始，改拨苏漕之十万石统归海运。其江苏冬漕仍办河运，以保运道。”下部议行。御史秦夔扬以江北河运劳费太甚，疏请停办，改折解部。部议漕粮关系京仓储积，未便遽更旧制。
二十六年，以战端既开，从陈璧请，于清江浦设漕运总局。车驾西幸，转运局移汉口，清江改设分局。是年南漕改用火车由津运京。二十七年，以财用匮乏，谕：“自本年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徵折色，责成各省大吏清釐整顿，节省局费运费，并查明各州县徵收浮费，勒令缴出归公，以期汇成巨款。”奕劻请于应办白粮外，每年采办漕粮百万石，纯用粳米，并不得率请截留，从之。二十八年，部议本年江、浙漕粮，纯归招商局轮船承运，费应力从减省。盛宣怀奏：“近年沪局轮船，因事起运太迟，栈耗既钜，及运至塘沽，又值联军未退，费用倍于常时。二十六、二十七两年，招商局所领水脚，实不敷所出。本年太古洋行原减价揽载，英、日议定商约，均欲漕运列入约章，臣等力拒之。盖招商局为中国公司，前李鸿章奏准漕米、军米悉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此次详察中外情形，拟请自二十八年冬漕始，于向章每石轮船水脚保险等项漕米银三钱八分八釐一毫内减去五分，永为定制。”从之。
江、浙漕粮由海运津，向用剥船运至通仓，每石支耗米一升一合五勺，名曰“津剥食耗”。自南漕改用火车运京，此项耗米，改令随正交仓。嗣因运米事竣，每有亏耗，许仍旧支给，以抵车运亏耗云。
志九十八 食货四
△盐法
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蒙古、新疆多产盐地，而内地十一区，尤有裨国计。十一区者：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
长芦旧有二十场，后裁为八，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旧有二十场，后分为九，及日本据金川滩地，乃存八场，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旧有十九场，后裁为八，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两淮旧有三十场，后裁为二十三，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三十二场，其地分隶浙江、江苏，行销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十六场，行销福建、浙江两省。其在台湾者，尚有五场，行销本府，后入于日本。广东二十七场，行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七省。四川盐井产旺者，凡州县二十四，行销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六省。云南盐井最著者二十六，行销本省。河东盐池分东、中、西三场，行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陕甘盐池最著者，曰花马大池，在甘肃灵州，行销陕西、甘肃两省。
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之盐出于海，四川、云南出于井，河东、陕甘出于池。其制法，海盐有煎、有曬，池盐皆曬，井盐皆煎。论质味，则海盐为佳，池盐、井盐次之。海盐之中，滩曬为佳，板曬次之，煎又次之。论成本，则曬为轻，煎之用荡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则工本愈重。此其大较也。
初，盐政属户部山东司。宣统二年，乃命户部尚书兼任督办盐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视。后裁归总督、巡抚管理。其专司曰都转运使司。无运司各省，或以盐法道、盐粮道、驿盐道、茶盐道兼理。
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后多剥削侵蚀之弊，康熙、乾隆间，革之而未能去。惟两淮以道光时陶澍变法，奏除引目，由户部宝泉局铸铜板印刷。顺治三年，以淮、浙领引距京远，设都理引务官驻扬州，至七年裁。十五年，发引于运司，寻命运司仍委员赴部关领，票亦领于部。
商人之购盐也，必请运司支单，亦曰照单，曰限单，曰皮票，持此购于场。得盐则贮之官地，奉天谓之仓，长芦谓之坨。未检查者曰生盐，已检查者为熟盐，熟盐乃可发售。两淮总栈始由商主，后改官栈。四川以行销黔、滇者为边岸，本省及湖北为计岸，潼川州为潼岸。河东总岸立于咸丰初。其行陕西者，以三河口为之汇。行河南者，以会兴镇为之汇。山西则蒲、解，于安邑运城立岸，而泽、潞等处亦分立焉。
大抵暢岸外有滞地，或展限，或减引，或停运，或用并引附销、统销、融销诸法。并引附销者，将积盐附入，三引销一引。又纳引半之课行一引之盐，纳三引之课行二引之盐是也。统销者，将积引统毁，其正杂钱粮令商人分年完缴。融销者，以暢岸济滞地是也。
凡引有大引，沿于明，多者二千数百斤。小引者，就明所行引剖一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馀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浙江于纲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与票之分，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后或售与承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道光十年，陶澍在两淮，以其抬价，奏请每引限给一钱二分，旋禁止。票无定域而亦有价。当道光、咸丰间，两淮每张仅银五百两。后官商竞买，逮光绪间，至万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广狭大小而定售额，票则同一行盐地，售额亦同。嘉庆以前，引多票少，后乃引少票多，盖法以时变如此。
若夫岁入，道光以前，惟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釐。盐课分二类：曰场课，曰引课。场课有滩课、灶课、锅课、井课之分。长芦有边布，福建有坵折。边布者，明时灶户按丁徵盐，商人纳粟于边，给银报支，是谓边盐。其有场远盐无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徵银三钱，是谓布盐。灶课向分地、丁为二。但丁不尽有地。雍正间，用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言，将丁银摊入于地徵收，由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长芦边布之名犹仍旧。坵折者，盐田所纳钱粮，谓之折价。程䎬所纳钱粮，谓之盐坵.其供应内府及京师、盛京各衙门之盐，康熙中悉裁，祗供内府、光禄寺二十万斤，折银解部充纳。引课有正课、包课、杂课。盐釐分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逮乎末造，加价之法兴，于是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埒。是以顺治初行盐百七十万引，徵课银五十六万两有奇。其后统一区夏，引日加而课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计七百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有奇。嘉庆五年，六百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有奇。光绪末，合课釐计共二千四百万有奇。宣统三年，度支部豫算，盐课岁入约四千五百万有奇。盖税以时增又如此。
顺治二年，谕各运司，盐自六月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徵收。旋蠲免明末新饷、练饷及杂项加派等银。十六年，户部议准各商盐船用火烙记船头，不许滥行封捉，其过关祗纳船料，如借端苛求，以枉法论。十七年，用两淮巡盐御史李赞元言，回空粮艘禁缉夹带私盐。康熙九年，两淮巡盐御史席特纳、徐旭龄言：“两淮积弊六大苦：一，输纳之苦；一，过桥之苦；一，过所之苦；一，开江之苦；一，关津之苦；一，口岸之苦。总计六者，岁费各数万斤，应请革除。又掣挚三大弊：一，加铊之弊；一，坐斤之弊；一，做斤改斤之弊。此三弊者，惟有严禁斤重一法，乞交部酌议。”定例，凡桥所掣挚，溢斤割没，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额。如夹带过多，掣官虚填太重者，商则计引科罪，官则计斤坐赃，庶掣挚公而国法信。上命勒石严禁，立于桥所及经过关津口岸。席特纳又陈：“自康熙七年，盐臣差遣稍迟，前任盐差于徵完本年课银外，又重徵新盐。盐尚未卖一引，而课已徵至二十馀万。此种金钱，追呼无措，非重利借债，即典鬻赴比，应请停止。”如所请行。十六年，用户科给事中余国柱言，命将商盐掣验每引加二十五斤，加课二钱五分，永远革除，著为例。二十年，命革除三籓横徵盐课。
自滇、黔告变，所在揭竿蜂起，盐无行销地，商皆裹足不前，至亦榛墟弥望，无所得售。计臣以军需所恃，督饷之檄，急如星火，商于是大困。时天下盐课两淮最多，困亦最甚，赖巡盐御史刘锡、魏双凤多方抚恤，输纳忘疲。至是海内殷富，淮南宁国、太平、池州等府，及两浙、山东、广东、福建，先后增引，利获三倍。不特额外照旧行销，且原先呈课银，请将以前停引补还。四川经明季之乱，江、楚人民迁移其地，食盐日多，请引数倍于昔；所开之井，为滇、黔资，水陆无滞。而福建、广东、两浙招徠灶丁，垦复盐地、盐坵，报部升课者不绝。又两浙各场涨垦荡地二万二千七百馀亩，广东各埠每斤加七十斤，江西南、赣二府盐引，至三十六年，加斤配课亦如之。上以寰宇升平，免浙江加斤银之半，共三万一千三百八十馀万。三十八年南巡，复谕各盐差：“向因军需，于正额外更纳所私得赢馀，著将此项停罢。其两淮盐课，前曾加四十万，著减其半。”四十三年，用江南总督阿山言，革除两淮浮费数十万，勒石永禁。五十六年，长庐巡盐御史田文镜请将山东所裁盐引补足办课，经部议准。上以加引增课无益，不许。
先是顺治二年，世祖定巡视长芦、两淮、两浙、河东盐政，差监察御史各一，岁一更代。其山东盐务归长芦兼管，陕西归河东兼管。十年停，盐务专责成运司。寻因运司权轻，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复停巡盐。明年，巡抚金世德以直隶事繁，请仍差御史。于是两淮、两浙、河东皆复旧制。既而两广、福建并设巡盐御史。五十九年，仍交督抚管理。
时盐课惟广东、云南常缺额，因康熙初粤商由里下报充，三年一换，名为排商，故弊端百出。嗣将排商费万馀两入正课，举报殷户以充场埠各长商，而场商赀薄，不能尽数收买，致场多卖私。五十七年裁场商，由运库筹帑本三十六万，分交场员收买。且置艚船给水脚，运向东关潮桥，存仓候配。埠商配盐，按包纳价，获有盈馀，名为场羡。其滷耗馀賸盐斤，乃配引外多收馀盐，发商行运。又有子盐、京羡、馀盐、羡银等名。后馀盐改引，将馀羡归入正额，而粤盐遂有办羡之事。后粤商倒歇至五十馀埠，滇盐由商认票办运，而地无舟车，全恃人力，煎无煤草，全恃木柴，故运费工本皆重，而盐课率以一分，又重于他省。富商弃之弗顾，强签乡人承充。及倒罢末由追缴，乃责里中按户摊纳。迨乾隆时，一蹶不振，遂令历年督抚分偿。
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盐御史。时上于盐政颇加意。河东盐池形低，屡为山水灌入，向例修墙筑堰，皆派蒲、解十三州县之民应役。从巡盐御史硕色言，岁拨银六千两，以三千作岁修，三千贮运库备大修，民累始纾。又以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钜。欲缉场私，必恤灶而严其禁。故于雍正二年两淮范堤决，沿海二十九场为潮淹，特发帑金以赈。五年，以淮商捐银建盐义仓积穀，谕更立数仓于近灶地，以备灶户缓急之需。此政之在于恤灶者。
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言：“两淮灶户烧盐，应令商人举幹练者数人，并设灶长巡役，查核盐数，输入商垣，以杜私卖。”两淮巡盐御史戴音保言：“场灶烧盐之具，深者盘，浅者钅敝，设有定数，而煎盐以一昼夜为火伏，并巡查息火后私烧。近有灶户私置盐钅敝，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数。请饬盐官申严旧法。至淮南曬扫，惟有商人收买配运，酌加引课。”均命著为例。此所以严其禁也。
欲缉商私，必恤商而严其禁。故二年两淮各场，因灾灶盐不继，商本倍增，从巡盐御史噶尔泰言，令将本年成本之轻重，合远近脚价，酌量时值买卖。至食盐难销处，值有纲地行销不敷，亦准改拨。兵部尚书卢询请加引免课，以期减价敌私，命长芦、两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纳课银。此政之在于恤商者。十一年，从江南总督尹继善言，改设淮南巡道，督理扬州、通州等处盐务，并于仪徵之青山头立专营缉私。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来，膺盐差者，回京例有呈献，及上严禁，始各将所得报缴。独福建八万馀两为总督满保查出，于是裁撤盐官，盐商命各场由州县监管。嗣广东总督杨琳言：“地方官办课，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设铺分卖中饱，即发地里勒派。且恐赀本不足，挪动地丁钱粮。应将场商停设，发帑委官监收，埠商仍留运销纳课。”从之。
是时上于盐官量重李卫。卫在浙江可称者，莫如办帑盐。帑盐者，由松江、台州、温州三府场盐产旺，灶多漏私，卫请发帑银八万，交场员收买。复奏设玉环同知，使经理收盐事，而舟山内港内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长涂、平阳县界之肥艚，均委官管理收发。崇明场盐，令知县主之。所收帑盐，侭销本处鱼户、蜇户，渔盐亦准引商、帑商运往他处销售，各照科则纳课外，输经费银一二三钱不等，除归帑本经费，馀银作为盈馀。由是私净官暢，每年引不敷运，加领馀引十五万。凡商运馀引，引输租银四分，所完课银，与帑盐盈馀，并案题报，年约银十万馀。
自上清釐盐政，积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规，归入正项，上又有“耗羡入正额，恐正额外复有耗羡，商何以堪”之谕，盖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御史陈世倌言：“盐课引有定额，斤有定数。按引办课，未必果有奇赢，即获微利，何妨留与商人，裕其赀本。乃近年多有以随利归公者，考其实乃阴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归公，在商添一分之诛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题请者为急公，亦阴勒商总公派。及项无所出，非拖欠引纲，即暗增引斤，或高抬盐价，此国与民并受其弊者也。请嗣后祗按引办课，一切归公捐助等名，应永远停止。”上命庄亲王议。寻覆如所请行。
时江西驿盐道沈起元与江南总督赵宏恩书，亦言“昔年陋规，非皆收纳，今以墨吏私赃作报部正款，在大员自无再收之理，而僚佐岂能别无交际？其为商累实甚”。后有闻于高宗者，乃将两淮盐政公费、运使薪水，及云南黑、白、琅井规体银蠲除。
初，世宗从宏恩言，命给贫民循环号筹，听于四十斤内负贩度日。至乾隆初元，户部题准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少壮有残疾、妇女老而无依者，许于本县报明，给印烙腰牌木筹，日赴场买盐一次。既两淮巡盐御史尹会一、两广总督鄂弥达先后奏言：“奸民藉口贫苦，结党贩私，两查兵役，未便概撤。”后以贫民过多，停牌盐，每名日给钱十文至二十四文。
寻改浙江巡抚为总督，兼管盐政，谕酌定增斤改引法，将杭、嘉、绍三所引盐，照两淮旧额，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温、台例，改票引九万馀道，引给四百斤，均不加课，以期复旧。又谕裁云南赢馀，其价减至三两以下，广西仍减二釐，免徵两广盐课每千斤馀平银二十五两。三年，改浙督仍为巡抚，兼管盐政。六年，以淮南灶盐暑月多耗，命五六月每引加耗十五斤，七八月递减五斤。至十三年，淮北亦仿行。又命两淮于定额外，每引加给十斤。
十六年，以省方所至，谕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加十斤。先是雍正初，因长芦积欠甚多，每引加五十斤。嗣经部覆按所加斤折中核算，年应增课银八万六千馀两。高宗念商力艰难，命减半纳课。二十八年，裁运商支应。以云南巡抚刘藻言，加给黑、白两井薪本银。四十二年，以河东盐斤陆运亏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时价平销速，两淮请豫提下纲之引，岁入至五六百万。惟乘舆屡次游巡，天津为首驻跸地，芦商供亿浩繁，两淮无论矣。
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盐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深。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
五十一年，以两淮历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寻请嗣后每间一纲豫提一次。上谕以正引暢销为主，无庸拘定年限。厥后惟五十七年及嘉庆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缴提引馀息银数逾十万，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恆、普福，运使卢见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赔。至四十七、四十九两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两有奇。后遇大经费，商人但藉输将之数，分限完纳，一二限后，率皆拖欠。
五十六年，江西巡抚姚棻奏：“建昌府界连闽省，路径较多，必添设缉私卡巡，始收实效。”上曰：“行盐分界，必使民食不至舍近求远、去贱就贵乃善。建昌既距福建为近，其价必轻，何以不就近行销？若酌改盐徵、盐课移彼地输纳，非惟便民，即私贩亦将不禁自止。”旋两江总督觉罗长麟、湖广总督毕沅等奏称：“小民惟利是图，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划归闽省，则私贩即可越至抚州，于全局所关不细。”乃命仍旧。既长麟奏请建昌设总店，属县设子店，分销课引，依闽省时价斤减二文以敌私，更于各要隘分巡严缉。得旨速行。
河东自十年众神保就现行贱价，定为长额，而商始困。后池盐收歉，借配芦、蒙、花马池各盐，又开运城西六十里之小池。时民食缺少，商倒无人承充，乃令退商举报短商，五年更换，富户因受累多规避。四十七年，巡抚农起奏准，仍定为长商，引地分三等配匀，复请加价二釐，试行三年再覈定。嗣经部议驳，得旨允行。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冯光熊巡抚山西，调甘肃布政使蒋兆奎为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东运使入觐，帝问办潞盐之策，以课归地丁对。及光熊入京，命与军机大臣议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抚布政使郑源鹴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课归地丁，朕早虑及地方官曾受盐规，必持异议。今郑源鹴果然。伊调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销河东引地。倘从中阻挠，从重治罪。”八月，光熊言：“河东盐务积疲，惟有课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及关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请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课额，在于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徵。”于是山西摊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二两、陕西摊十四万六千三十七两、河南摊八万六千六百三十三两各有奇，并议章程十：一，课银各解本省籓库，虽遇蠲免地丁之年，不得蠲免；一，部引停领，免纳纸硃银；一，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一，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一，移河东道驻运城，总管三场；一，盐池照旧岁修；一，三场仍立官秤牙行；一，课项内有并馀积馀等银，应分别摊免；一，运阜运储二仓穀石，应分别归并存借；一，盐政应支各款，各就近省籓库动支。从之。五十七年，上幸五台，光熊、兆奎奏言，自弛盐禁，民无摊课之苦，有食贱之利。而陕西巡抚秦宗恩、河南巡抚穆和蔺亦以盐充价减闻。上甚悦。甘肃盐课，雍正元年尝摊入地丁，九年复招商，至是仍行前法。而陕西汉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各属之食花马池盐者，亦一并摊入地丁焉。
嘉庆四年，命停各省盐政中秋节贡物。五年，以云南课额常亏，从巡抚初彭龄言，改为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其法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拘何井，销盐不拘何地，完课后听其所之。就诸井现煎实数，将定额匀算摊徵，有馀作为溢课，侭徵侭解。所有放票收课事宜，即归井员经理。至八年，著为定章。十年，谕两淮盐每引加十斤，不入成本，以补亏折。先是蒙古阿拉善王有吉兰泰盐池，向听民贩于托克托城办盐，分销山西食土盐各地，不准运赴下游。其后稽察渐懈，竟顺流而下，不独池盐为所占，且侵及长芦、两淮。十四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办奸民出贩，请饬阿拉善王将所留汉、回奸民献出。王惧，献盐池，命将其岁入银八千两如数赏给。寻户部侍郎英和同山西、陕甘督抚会奏：“潞商赔累，缘以贱价定为常额。请照乾隆十年以前例，按本科价。其吉兰泰池，潞商力难兼顾，请另招他商。”十五年，以新商亏课，改官运。工部侍郎阮元言：“官运不难，难于官销。若亏课额，势必委之州县，非亏挪仓库，即勒派闾阎，是能销之弊更甚于不销。”于是部议吉兰泰引，请饬还阿拉善王，赏项停给。原定额引，改为潞盐，馀引名吉兰泰活引。
两广自康熙时发帑收盐，运销后乃收课。乾隆五十三年，总督孙士毅以商欠积至六十九万八千馀两，请停发帑本，令各出己赀，在省河设局经理。五十四年，新任总督福康安会同士毅筹定章程，并两粤百五十埠为一局，举十人为局商，外分子櫃六，责成局商按定额参以销地难易，运配各櫃，所有原设埠地，悉募运商，听各就近赴局及各櫃领销，交课后发盐二十九埠如旧。所谓改埠归纲也。行之二十馀年，局商以无应销之埠，歧视埠商。其始准局商捆运馀盐，弥补帑息。嗣乃不问正引完否，贪销馀盐，反碍正引。疲埠欠饷，辄用盐本垫解，久之亏益钜，虽局商认完后，埠商仍按引捐输，而此十人者已物故，家产荡然矣。嘉庆十一年，总督蒋攸銛以闻，乃裁局商，改公局为公所。择埠商六人经理六匮事，各有埠地，自顾己赀，不至滥用。且定三年更换，以免把持，谓之改纲归所。二十五年，命停两淮玉贡折价银。
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言，淮盐至楚岸，本无封轮之例，盐政全德始行之，请散卖为便。湖广总督陈若霖奏称积盐尚多，若全开售，恐疏销不及，盐行水贩压价赊欠。谕俟积盐售毕，再随到随卖。二年，两淮巡盐御史曾燠奏称轮规散后，争先跌价抢售，有亏商本。玉庭奏无其事。若霖言本年较前实溢销二十六万馀引。于是定议开轮。既，湖广总督李鸿宝又言抢售难免，八年复封轮。
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其在两淮，岁应行纲盐百六十馀万引。及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上召攸銛还京，以江苏巡抚陶澍代之。寻遣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往查。澍奏言：“其弊一由成本积渐成多，一由藉官行私过甚。惟有大减浮费，节止流摊，听商散售，庶销暢价平，私盐自靖。”命裁巡盐御史，归总督管理。自九年后，御史王赠芳、侍讲学士顾（⺮纯）、光禄卿梁中靖皆请就场定税，太仆少卿卓秉恬又请仿王守仁赣关立厂抽税法。下澍议。澍商于运使俞德渊，以为难行。遂覆称：“课归场灶有三难。一由灶丁起课。淮南煎盐以钅敝，淮北曬盐以池，约徵银百馀两。灶皆贫民，若先课后盐，则力未逮；先盐后课，设遇产歉，必课宕丁逃。此灶丁起课之难行也。一由垣商纳课。寓散于整，较为扼要。惟灶以己业而听命商人，情必不原。况商惟利是视，秤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灶不乐以盐归垣，商亦必无资完课。此垣商纳课之亦难行也。一由场官收买。就各场产盐引额摊定课额照纳，似亦核实。无如淮课为数甚钜，岂微员所能任？若听其侭收侭解，难保不匿报侵欺。此场官收税之亦难行也。”又言：“盐在场灶，每斤仅值钱一二文，若就而收税，则价随课长，争其利者必多。海滨民灶杂处，扫煎至易，将比户皆私，课且更绌。至设场抽税，或可试行一隅。若各省岂皆有隘可守？漏私必比场灶为甚。总之无官无私，必须无课无税。业经有课有税，即属有官有私。如谓归场灶或设盐厂，即可化枭为良，恐未能也。”上韪之。
明年，澍周历各场，拟行票盐法于淮北，奏定章程十条。一，由运司刷印三联票，一留为票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立限到岸，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到岸。二，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合银六钱四分，加以诸杂费，为一两八钱八分。三，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请领。四，于各场適中地立局厂，以便灶户交盐，民贩纳税。五，民贩买盐出场，由卡员查验，然后分赴指销口岸。六，委员驻扎青口。七，严饬文武查拏匪棍。八，防河。九，定运商认销法，以保暢岸。十，裁陋规。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澍不为动，委员领运倡导。既而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转移佣值，全活无算。是法成本既轻，盐质纯净，而售价又贱，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但所试行者，仅在湖运滞岸，皖之凤阳、怀远、凤台、灵壁、阜阳、颍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洲、盱眙、五河，豫之汝阳、正阳、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县、确山，与食岸在江苏境之山阳、清河、桃源、邳州、睢宁、宿迁、赣榆、沭阳、安东、海州三十一州县，而皖之寿州、定远、霍山、霍丘、六安，豫之信阳、罗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十一州县，皆昔所定为暢岸，尚仍旧法也。十三年，乃一律改票，惟前议科则较原额为减，复依原额引徵一两五分一釐，益以各费，定银二两五分一釐，永不议加。于是所未改者，惟例由江运之桐城、舒城、无为、合肥、庐江、巢县、滁州、来安，及由高邮湖运之天长九州县，以地与淮南相错，未宜招贩，启浸灌之端故也。
其立法在改道不改捆。盖淮北旧额未尝不轻，而由暢运至口岸，每引成本已达十馀两，价不偿本，故官不敌私。今票盐不由槓坝淮所旧道，而改从王营减坝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场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盐价钱粮外，止加运费一两，河湖船价一两，每引五两有奇，减于纲盐大半。其江运数万引亦仿此。自改章后，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百废俱兴，盖惟以轻课敌私，以暢销溢额，故以一纲行两纲之盐，即以一纲收两纲之课。时颇欲推行于淮南，不果。
及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馀号，损钱粮银本五百馀万，群商请退。于是总督陆建瀛从护理运使童濂言，请淮南改票法，较淮北为详。如运司书吏积弊，则改为领引纳课。设扬州总局办理。汉口匣费虽裁，而应酬仍多，则改为票盐运至九江，验票发贩，盐船经过桥关，有掣验规费，则改为坝掣后不过所掣，在龙江一关验票截角，馀皆停免。盐包出场至江口，其驳运船价及槓盐各人工勒索，则改为商自雇觅。凡省陋规岁数百万，又减去滞引三十万，年祗行百零九万引，每引正课一两七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釐，食岸正课同，杂费减半。其要尤在以带连之乙盐为新引之加斤。乙盐者，乙巳纲盐船遭火，而商已纳课，例得补运，故定为每运新盐一引，带乙盐二百斤，每引六百斤，出场至仪徵，改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既裁浮费，又多运盐二百斤，成本轻减过半。故开办数月，即全运一纲之引，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是年两淮实收银五百万两，虽两纲后复引滞课亏，则以起票自十引至千引不等，大贩为小贩跌价抢运所误。始澍行于淮北，亦自十引起。然淮北地隘，淮南则广，故利弊殊。又值粤乱起，鹺务全废，非无补救之方也。
其在长芦，乾隆以来，正杂课共徵七十馀万。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二文，谓之河工加价。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价，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八年，复将充公一文归商，然历年欠项已积至千数百万矣。时银价翔贵，商亏弥钜，于是又加价以调剂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议行减引并包法，盖芦盐三百斤成引，连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运筑包等费，历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筑九包，减引一成。二十一年，再减引二成，照前改筑。二十四年，又奏停额引十五万，减去课银六万馀两，而困仍莫苏。盖本因浮费重而欠课，因欠课多而增价，官盐价贵，私盐乘之，蓟、遵六属，枭贩与官为敌，而永平七属尤甚，不得已改为官办。二十八年，商倒引悬，河南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百馀万，未完积欠至二千馀万。命定郡王载铨、仓场总督季芝昌，会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究。每引因费重需成本五两有奇，乃就正课、帑利、杂款、积欠，釐为四类，其盐价每斤减制钱二文以敌私，斤重则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县陋规则严行裁汰。引地悬岸，则直隶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课后盐。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约每引摊算仅二两有奇。
其在山东，乾隆以来，引票正课徵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馀两，杂款共十万一千八百馀两。自嘉庆初帑息递增至二十一万馀两，较正课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价二文，每年应欠二十九万两，较正杂课又增一倍。十七年，复议加价一文，以半归商，半弥补商欠。而当年课项不能完，乃归次年带徵。带徵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递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将河工加价停徵，而积欠已五百三十馀万，然尚完课额。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议加价二文，奏明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然所完仅及半，正课反因之拖欠。至七年，全纲倾败，于是设法调剂，以积欠款为一案，俟堰工加价归商后，弥补帑本，酌留百二十九万生息，馀银二十七万。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缴，南运每引加二十五斤，北运加二十斤，其归补旧欠之半文加价，并归商以轻成本，免徵南运十三州县与票地临朐等六县堰工加价以敌私。而旧欠暨现年应交帑息犹不能完，于是将报拨之一文堰工加价悉数归商，并将一分帑息减三釐，此道光十五年也。
时银价日昂，亏折弥甚，迨临朐等九州县票商倒乏，因改官运。十七年，命盐务归巡抚管理，寻又议加二文。二十三年，停引票二成，以八成作总额，并停馀引。二十七年，又议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一文。逾年，各岸竟倒悬二十馀处。时新旧积欠计八百馀万，而十五年后所欠正杂课又九十馀万，十九年后积欠八十馀万，二十七八年皆未奏销。于是定郡王等会同山东巡抚徐泽醇奏准将两年奏销免其造报，积引停运，积欠停徵。自二十九年始，改为先课后盐，除有商运州县外，皆改官运，无论官商，每引加七十斤，帑息每引减一钱，十八年二文加价亦减一文，以便民食。
其在浙江，自道光元年裁巡盐御史，以巡抚帅承瀛兼管盐政。承瀛疏言：“嘉庆十五年前，抚臣蒋攸銛清查浙江运库垫缺银数仅五十五万馀两，甫十载乃至百七十三万三百两。缘迩来引壅，旧纲未毕，新纲即开，套搭行销，不能以一纲之课归一纲之用。而每年奏销有定限，但完正课，即报全完，其带输之款及外用银，并未徵足，历次河饷又须拨解，是以不得不于徵存银内挪垫。而商捐用款，每遇交办公事，奸商复借名浮支。臣今饬运司遇支解银两，如本款无银即停给。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垫发内款，不准以内款垫给外款。”嗣后至六年，销数皆及额运，库存银百二十八万。自七年至十年复短销，仅存十一万。盖因巡抚程含章请加增馀价，盐贵引壅所致。迨十一年停止，销数遂至九成。二十九年，命芝昌往查，时又短销，仅至五六成。乃请将停歇各地招商承办，并酌加盐斤。
其在广东，所办羡银颇多。盖粤盐至西省，每包申出盐十馀斤，嗣又添买馀盐万包，发埠运销，按九折较羡，是为秤头盐羡，约二万七千馀两。庆远等五府苗疆食盐无引额，皆捆运馀盐，交近埠带销，为土司盐羡，约五千馀两。海船运盐，灶户补船户耗，官为收买，发商运销，是为花红盐羡，约四千馀两。粤省鼓铸，岁资滇铜十馀万斤，滇省广南府属岁资粤盐九万馀包，每年两省委员办运，至百色交换，谓之铜盐互易。又广州驻防食盐、育英堂盐，各数十包，皆取之馀盐，按包计羡，藉此充外支经费，故无杂课。正饷有部饭、平头、纸硃等银，又东省盐船所过抽税约四千馀，西省约四万馀，其帑息则八万馀。各项历年拖欠，初省河因损款多，致奏销迟缓。道光二十四年后，潮桥疲滞，甚于省河。然军兴糜烂，广西淮盐全弃于地，而粤课犹十得八九焉。
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产盐为旺，嘉定府之犍为、乐山、荣县，叙川府富顺次之。不数年，射洪、蓬溪厂反不如犍、乐、富、荣。方乾隆四十九年，各处盐井衰歇。有林俊者，官盐茶道，听民穿井不加课，蜀盐始盛。惟潼川难如初。且产盐花多巴少，又煎盐用草工费，致欠课七万，始议与犍商合行，以十二年为限，期满归清积欠，因请续合十二年，及期满自办。甫一载即欠二万馀，于是复请续合。至道光八年，三次期满，而其厂产盐愈少，每年仅完正课，不完羡截。羡即羡馀。截者，于缴课截角时交纳也。时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什邡、射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仪陇、新宁、阆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阳、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铜梁、大足、定远、荣昌、隆昌三十一州县，因滷衰销滞，商倒岸悬，民在近厂买盐以食，正杂课银归入地丁摊徵。盖盐商奢侈，家产日衰，乃觅殷户出租于引商，名曰“号商”。所完课羡，须交引商封纳，引商往往挪用，且官复有与为弊者。至三十年，全纲颓废。会徐泽醇为总督，查积欠羡截银共二十三万七千馀两，未缴残引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张。于是酌拨代销，将号商姓名入册，责其自行封。时惟犍、富边商及成都、华阳计商稍殷实，销岸亦暢，馀皆疲滞，而潼商尤甚。乃撤出黔边所行水引，交犍、富两商承办。
其在云南，自改章后，私盐尤多，而诸井或常缺额，又在迤西、迤南。其东北隅食川盐，东南隅食粤盐，至难如期。道光六年，总督赵慎畛疏请就井稽盐多寡，定地行销。御史廖敦行又言分地行盐，不若广賝子井。上命新任总督阮元试行。其后诸大井淹废，犹赖子井挹注，乃复振云。
长芦于咸丰八年，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防津，奏准将道光二十八年减价二文起徵，名盐斤复价，得银十八万馀。时粤匪北犯，运道多阻，盐集濬县之道口镇，自道口南皆以贩运。运商省岸费，有馀利，而坐地引商，借官行私，所获尤厚。故同治五年，河南巡抚因河防，又议行销河南引盐，每斤再加二文，得八万两撤防。以七年荥阳大工耗帑百数十万，改为荥工加价。于是较道光末增款二十六万。山东因捻匪，不能南运。同治三年，积引百三十馀万，分八年带销，虽部议提拨道光十八年一文加价解充京饷，每年约加银七万，而正课未能全完。
河东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一文，较乾隆课额已增至十六万馀。十七年加入吉兰泰活引，又六万馀两。河东盐向侵淮岸，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票，反灌河东，而商力益困。乃将活引减半，河工加价减二成，既由招商变为举报，又变为签商，破产者众。咸丰二年，命户部侍郎王庆云往查。寻奏定留商行票，分立总岸，商运盐至，发贩行销，裁革州县陋规银二十七万馀两，运城商所摊公费七万馀两，并知池价踊贵，由坐商销乏，将畦地出租，坐食销价，夥租者按年轮曬，先曬者盗挖盐根，囤私肥己，故每名价至百二三十两。于是严禁，定白盐不得过六十两，青盐不得过四十两，泽、潞节省等银摊入通省引内，每引九分，另筹经费办公，每引七分，并酌加盐斤，计成本引仅一两六钱，商情悦服，原将活引之半及加价二成完纳。未几，殷商九十馀家，以急军需，共捐银三百万，给永免充商执照，改为民运民销。山西、陕西、河南为官运官销，删除河工活引节费名目，定每斤徵课银三釐五毫，每名合银百五两，较前增七万馀，此咸丰四年也。时长江梗阻，河东以侵淮纲大暢，先后加河南灵宝口岸引三百名。
山西岢岚等食土盐十三州县，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惟陕甘盐池旧辖于河东。康熙二十八年，改令花马小池归甘肃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自咸丰五年，陕西巡抚王庆云议改课归地丁。庆云旋调山西。吴振棫之奏言：“陕民贫乏，若徵盐课，力实不遑，小民纳无盐之课，駔侩卖无课之盐，事殊欠允。请饬豫省改招为便。”谕与庆云会商。寻改为官民并运。时库款支绌，部议令河东抽釐济饷。巡抚以难行，第于额引加引，每名各取羡馀，约加银五万。直隶总督因海防亦请加斤加价，庚申纲遂加引六百名，辛酉纲加五百名，共加银四十八万，然惟辛酉纲全完。旋值陕回乱，捻匪窜河南、陕西，销路骤塞，乃酌停加引。
两淮于咸丰三年，以江路不通，南盐无商收卖，私贩肆行，部议令就场徵税。四年，复令拨盐引运赴琦善、向荣大营抵饷。怡良旋奏易引为斤，每百斤抽税钱三百，以二百四十文报拨，以六十文作外销经费。时湖广总督、江西巡抚皆以淮引不至，请借运川、粤盐分售于太湖南北，江西则食闽、浙、粤之盐。部议由官借运，不若化私为官，奏准川、粤盐入楚，商民均许贩鬻，惟择堵私隘口抽税，一税后给照放行。
北盐自军营提盐抵饷，遂为武人垄断。提督李世忠部下赴坝领盐，栈盐不足，辄下场自捆，夹私之弊，不可究诘。同治三年，御史刘毓槐疏请整顿。事下江督曾国籓.国籓疏论：“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二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釐，势不能骤绝。一在釐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徵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臣思办法不外疏销、轻本、保价、杜私四者。自邻盐侵占淮界，本轻利厚，淮盐难与之敌。查之既烦，堵且生变。计惟重税邻私，俾邻本重而淮本轻，庶邻盐化私为官，淮盐亦得进步。现已咨湖广、江西各督抚，将邻私釐金加抽，待至淮运日多，销路日暢，然后逐之而申其禁，此疏销之略也。近年楚西之盐，每引完釐在十五两以上。今改逢卡抽收为到岸销售后汇总完釐。前收十五两有奇，今楚岸祗十一两九钱八分，西岸九两四钱四分，皖省四两四钱。既减釐以便商，人先售而后纳，此轻本之略也。商贩求利，皆原价昂，然往往跌价抢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贩，但求卸物先销，不肯守日赔利。其后彼此争先，愈跌愈贱，虽欲挽回以保成本，不可得也。现于楚西各岸设督销局，盐运到岸，令商贩投局挂号，悬牌定价，挨次轮销，时而盐少，民无食贵之虞，时而销滞，商无亏本之虑，此保价之略也。盐法首重缉私。大夥私枭，不难捕拏，最易偷漏者，包内之重斤，船户之夹带。现改复道光三十年旧章，每引六百斤分八包，每包给滷耗七斤半，包索二斤半，共重八十六斤，刊发大票，随时添给，并于大盛关、大通、安庆等处验票截角，如有重斤夹带，即提盐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邻盐者，亦另给税单，苟无单贩私，即按律治罪，此杜私之略也。”
又论：“淮北盐务，有必须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漕臣以清淮设防，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缴不便，改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应完盐课及售出盐价，虽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锱铢而取之，琐屑而派之，殊非政体所宜。此须停止者一也。徐州本山东引地，前因捻氛，引未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田在田奏准散运北盐，画收东课，日久弊多，采买则私自赴场，售销则旁侵皖界。今东引业已通行，不能再讬借运虚名，贻侵销实患。此须停止者二也。北盐已改捆为净盐，未改为毛盐，皆须纳课方准出湖。近来私枭句串营弁，朋贩毛盐，堵之严，则营员出而包庇，缉之疏，则官引尽被占销。此须停止者三也。夫榷盐之法，革其弊而利自兴。臣所谓整理之方，盖亦就诸弊既去，因势利导耳。淮北纲引，前奏至戊午为止。今于五月接开己未新纲，惟兵燹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四十六万引。请先办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引收正课一两五分一釐，杂课二钱，又外办经费四钱，仓穀河费盐捕营各一分，他款一概删除。此现筹整理者一也。近来军饷赖盐釐接济，而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从前每包约完釐钱二千馀。今拟自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五百文，运赴上海，再于正阳关收五百文。他卡只准验票，不准重收。盖非减釐不足以轻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现筹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饷，向以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四成，滁州四成，安徽抚营二成。今临、滁两营已裁，而漕臣应量予拨济，嗣后仍应以十成分派，臣营五成，抚营四成，漕营一成。论兵数则小有裒益，论旧制则无甚更张。此现筹整理者三也。北盐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连滷耗重百十斤。近来栈盐出湖，皆在西坝改捆，大包重百三十斤，盐票不符。臣已严禁，并于例给大票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亦填明舱口清单，庶可杜避重就轻，不致以多报少。此现筹整理者四也。”均如所请行。
国籓更张盐法，与陶澍不同者，澍意在散轮，与玉庭、若霖同。国籓意在整轮，与全德、曾燠同。然玉庭、若霖筹办散轮，必前两月之轮卖毕，再开后两月续到之轮，未尝不以散寓整，澍实师其意。故国籓鉴于抢售之弊而主整轮，爰有总栈督销之设，一以保场价，一以保岸价。总栈初以仪徵未易修复，设于瓜洲，后岸为水齧而圮，复移仪徵。督销局鄂岸于汉口，湘岸于长沙，西岸于南昌，皖岸于大通。未几，国籓移督直隶，李鸿章继之。其所增捐，莫要于循环给运。其法以认引之事并归督销，俾商贩售出前档之盐，即接请后档之引。初行之淮南，后及于淮北。盖参纲法于票法之中，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商有世业，则官有责成，视以前验赀掣签流弊为少，自是历任循之。
至光绪五年而增引之说起。增引者，部咨淮北增额八万。时总督沈葆桢疏言：“近年盐商以票价昂，觊觎增引。历任盐臣精盐政者无过曾国籓，每审定一法，必举数十年之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盘计之。然淮北引额，仅定为二十九万有奇，岂置国计商情于不顾哉？盐政之坏，首由额浮于销，其始尚勉符奏销之限，久乃不可收拾。于是新陈套搭，未几而统销融销矣，又未几而带徵停运矣。惟额少则商少，商少则剔弊易，疏销亦易也。”八年，左宗棠督两江，乃请增引，淮北十六万，淮南鄂岸十一万、湘岸四万、皖岸四万二千馀。部议淮北照行，其鄂岸仅增三万、湘岸一万、皖岸一万七千馀。
及曾国荃涖任，复将淮北加引奏免。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款，祗百八十馀万，每引徵银一两馀。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籓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款遂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釐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
至南盐销数，向以鄂岸为多。及为川盐所据，同治七年，国籓请规复引地，部议令川盐停止行楚。湖广总督李瀚章疏言未可停，惟于沙市设局，以川八成、淮二成配销。后以包计，淮盐较川盐每包斤少，名二成实不及一成。十年，国籓复言：“川侵淮地，当使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川三。今楚督以鄂饷数钜，恐川盐不暢，入款骤减。臣所求者，淮盐得销行楚岸，则商气苏，原将应得釐银，多拨数成或全数归鄂。”命川、楚督抚会议。国籓等疏言以“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还淮南，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荆门州仍准川盐借销，湖南祗岳、常、澧三属行销川盐，岳州、常德亦应归淮，澧州暂销川盐”。经部议准。光绪二年，贵州肃清，御史周声澍疏陈川盐引地已复，请将湖南北各府州全归淮南。部议如所请。于是葆桢奏称湖北川釐，每年报部百五十馀万串，计合银不足九十万，请令淮商包完。然湖广督抚以川釐有定，虑包饷难凭，合辞袒川拒淮。至八年，宗棠复移文商榷，迄不果行。
长芦自顺治初祗徵课二十万二千有奇。十二年，按明制查出宁饷酬商滴珠缺额等款，照旧徵解。康熙中，复增课增引，遂至四十二万六千有奇。乾隆季年，以逐年误课，参革者众，于是众商公议，完课外每引捐银二钱，以备弥补，名为参课。迨道光末，课额愈重，岸悬愈多，于是又添悬岸课，每引交银四分，而仍不足。至是国籓督直，疏言：“认商既交寄库银千馀两，宜与保商以三年定限，凡欠在限内，于本商追缴二成，其一成纲总与出结之散商分赔，过限即无涉，以免畏避。”从之。
是时盐臣自国籓、鸿章、葆桢外，惟宗棠及丁宝桢以能名。同治初，宗棠抚浙，疏言：“自金陵陷，淮盐侵灌杭、嘉、松三所，惟绍所勉力搘柱。后行盐地多不守，浙省亦陷。及浙东克复，始饬绍兴暂办票盐，省城及嘉、湖继定，而旧商力难运销，请将四所通改票盐，并设局稽查销数。”经部议准。十年，御史奇臣奏言：“浙东府局，于商贩盐至，辄低其价，以便盐行收买，旋复高其价，以便转售，利归中饱。应请裁撤。”部议敕下巡抚杨昌濬查覆。寻覆称：“两浙本先课后盐。自改票运，因商力薄，仅完半课，其半课俟销后补完。拟撤盐行，仍留府局，督催后半课银。”报可。
福建当乾隆时，西路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属十五州县，东路福宁府属五州县，南路闽侯二县，归商办，号“商帮”。南路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属二十一州县，由官办，号“官帮”，亦谓之“县澳官帮”，包与商办，名“朴户”。嗣后匀配西路各商代销，于是有“代额”之名。商帮以课轻，乐于承运，而本课转拖欠。嘉庆初，乃行带徵与减引法。旋革除代额，久之倒罢相继。道光元年，乃改签商。时旧欠皆价新商，加以场务废弛，官居省城，听海船装盐，私相买卖，谓之“便海”，流弊滋多。至二十九年复倒罢，乃改官运，而承办者以运本半入囊橐。盖闽省行盐，乾隆时用团秤，每百斤折申砝秤百六十斤，以三十斤抵偿折耗。嘉庆中，改用部砝秤，又不给耗盐，其担引折篷引每百斤仅给四十二斤，令作百斤售卖，而完代额百斤之课，是以亏折日甚。其后法愈变愈坏。同治四年，宗棠为闽督，乃请改票运，饬各场官住场。西路以引商为票商，县澳以朴户为贩户，用盐道票代引，名曰“贩单”。西路以三十引起票，东南两路及县澳以百引起票，盖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东南路并县澳每引百斤故也。裁杂课，令正课一两加耗一钱，于领票时交纳。外抽釐五钱，于行盐各地设局抽收。计西路每引徵银四两五钱零，东南路及县澳四钱四分零。后以西路课重，奏减每课一两随徵釐四钱。凡旧欠各款豁免。帑息既免，帑本则责令陆续归还。是年徵课耗釐银四十万馀，带收旧欠课十九万馀，即以四十万定为正额。行之数年，商情大欢，私贩敛迹。
陕西花马池盐课，向由布政使收纳。及同治十二年，宗棠为陕甘总督，因西陲用兵，改课为釐，在定边设局抽收，名曰花定盐釐。于是陕西盐利归于甘省。
初川盐以滇、黔为边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宁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怀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运商困敝，所恃以暢销者，惟济楚一策。及淮南规复引地，滞引积至八万有奇，积欠羡截百数十万金。光绪初，宝桢督川，定官运商销，先从事黔岸，筹章程十五条：曰裁减浮费，曰清釐积引，曰酌核代销，曰局运商销，曰兼办计岸，曰引归局配，曰展限奏销，曰严定交盘，曰慎重出纳，曰认真黔釐，曰实给船价，曰删减引底引底者，运商向于坐商租引配盐，引给银二十馀两，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引费，及官吏委员提课规费，商局公费，馀数二两，分交各坐商。至是历年羡截，运商已缴，本应全革。惟因年久，姑准存一两，曰添置办票，曰酌留津贴，曰酌给奖叙。设总局于泸州，四岸各设分局，檄道员唐炯为督办。其后接办滇岸，川盐行滇，祗昭通、东川两府有张窝、南广两局，谓之大滇边、小滇边。其办理较黔岸为难者，滇自有盐，侵越最易。宝桢筹堵遏法，至五年乃开运。
自官运商销，计本年边计各额引全数销清外，复带销积引万馀，所收税羡截釐及各杂款又百馀万，而奸民不便。会上遣恩承、童华查办他岸，至川，富顺富绅王余照假灶户具词呈控，请改官督商销。有旨垂询。宝桢奏言：“官督商销，利归官与商，官运官销，权全归官，流弊皆大。惟官运商销，官商可相箝制。”既而控案讯明，奏请拏办。迨光绪末，各计岸亦多改官运焉。
此外如奉天由纳税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无课者百七十馀年。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准行榷釐法，每盐一榷东钱千，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请加作二千四百文。八年，将军崇绮再请加二千四百文，名四八盐釐，是为练兵之款。十七年，户部筹饷加二千四百文，名二四盐釐，是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将军依克唐阿加千二百文，名一二盐釐，是为兴学之款。此三项总称八四盐釐。二十八年，将军增祺又奏设督销局，每斤加榷制钱四，谓之加价，以为官本。然原议由官设局收买，置仓运售，名为督销，实则官运也。值日、俄战起，亦未实行。三十二年，将军赵尔巽请裁督销之名，在奉天立官盐总局，吉林、黑龙江立分局，听商就滩纳税运销。三十三年，东三省设行省，总督徐世昌又改官盐总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于是吉林、黑龙江始实行官运。初岁徵课银二十四万或四十万，及尔巽至，满百万，其后至百四十万。
蒙古盐向归籓部经理。其行销陕、甘者，以阿拉善旗吉兰泰池盐为大宗，俗谓之红盐。道光以前，听民运销。咸丰八年，始招商承运，每百斤收银八两。同治间，遭回乱，商困课逋，经宗棠改课为釐，斤加制钱五。其在山西者，亦红盐最多。嘉庆初，阿拉善王献吉兰泰池，由官招商办运，将口外各，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属，向食土盐州县，划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废除。凡入口者，由杀虎口徵税，每斤一分五釐。其外尚有三种：曰鄂尔多斯旗盐，曰苏尼特旗盐，俗谓之白盐，曰乌珠穆沁旗盐，谓之青盐。初照老少盐例，于口内行销。嘉庆末纳税。至光绪时，皆改用抽釐法。
其在直隶者，则青盐、白盐，光绪二十八年察哈尔都统奏请抽釐，每斤制钱四，约年得银十二万有奇。明年，热河都统亦照抽，每斤五文。是年直督又请在张家口设督销局，在口外设厂收盐，招商承办，每千斤包纳课银二两，约年得三万有奇。三十三年，热河亦设局，每百斤徵银四钱。宣统元年，减为二钱五分，约年得六万有奇。
新疆向听民掣销。光绪三十四年后，始于精河盐池徵税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徵五千一百两，鄯善徵二千四百两，馀仍无税。
初，盐釐创于两淮南北，数皆重。自国籓整顿，乃稍减。继以规复淮纲，又议重抽川釐。咸丰五年，定花盐每引万斤抽釐八两，嗣因商贩私加至万七千斤，川督骆秉章请就所加斤按引加抽十七两，共正釐二十五两。后各省皆加。及光绪时行铜圆，盐价已暗增，而釐金外更议加价。
其事起雍正时。盖长芦盐价，自康熙二十七年定每斤银一分四毫至一分二釐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盐御史郑禅宝疏称“商课用银，民间买盐用钱。康熙时，银一两换制钱千四五百，每盐一斤，钱十六文。今每两合钱二千，而盐价如故，亦有减至十三四文者，以钱易银，不敷原数。应请部臣会同督臣详议”。至十年，题准每斤加银一�